京剧《杜鹃山》写杜鹃山农民自发武装领袖乌豆，逃出反动地主武装自卫团后，听到毒蛇胆要在三关镇处决女共产党员，决定计劫法场，抢一个共产党来领导。抢到贺湘后，在其领导下，整顿军纪，训练武装，与地主武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消灭了毒蛇胆，上了井岗山。

　　那是1963年初春，宁夏京剧团应辽宁省文化厅之邀，去沈阳、大连一线巡回公演。行装甫卸，当晚即去人民剧场观摩由韩少云等主演的评剧《杜鹃山》。该剧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台词铿锵有力，情节颇为曲折，极富传奇色彩。因此在观摩中，该团演员备受感染，尤其是主要演员、著名杨派老生李鸣盛兴趣甚浓，提议以此评剧本为蓝本，改成京剧，并自愿以老生嗓子、花脸唱腔来扮演剧中人乌豆。萧维璋先生答应找到原话剧剧本后，待熟悉了解原作精神，始可动笔。

　　两三个月后，由于团里主要旦角演员李丽芳回京养病，武旦演员班世超脚伤，遂终止巡回公演，放假一个月。维璋兄趁机赶回宁夏，查阅原作，研究评剧本的结构和情节编排等，做了适当调整，使其尽量适合于京剧的演唱，并突出表现京剧武打的特长。一个月后，演员放假归来，集体讨论了剧本，经过一番修饰改动，即由“富连成”出身的殷元和担任导演。剧中贺湘一角，初由老旦演员田文玉扮演（让旦角用大嗓演唱，使观众能听清台词唱词，易于接受），而乌豆一角则由李鸣盛老生嗓花脸腔应工。鸣盛身材魁梧，扮像雄伟，不失英雄本色。

　　这年秋天，京剧《杜鹃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上演，当即引起广大观众对革命现代题材新戏的强烈兴趣，连连满场，欲罢不能。附近县、市纷纷邀请，陆续演出百余场，确实火了一把。新闻媒体也发了不少评论文章，赞誉鼓励。次年5月，在自治区举办的“现代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还曾参加过西北五省的戏剧会演，均获得好评。6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1964年全国首次京剧现代戏调演”，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周总理还与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

　　但是，原定参加全国调演的却不是《杜鹃山》。1964年初，国家文化部派出戏剧研究院的林录、李大珂、沈达人、龚和德四位专家组成观摩小组，赴全国各地看戏摸底。观摩小组到银川后看了《西吉滩》、《六盘山》、《红旗谱》、《杜鹃山》、《重生》5出现代戏。在座谈会上，他们选中地方色彩、民族色彩浓郁的《六盘山》，力主带该戏进京，这个意见也得到文化部分管副部长徐平羽的支持。而自治区第一书记杨静仁则坚持要上演由他亲自抓的《西吉滩》，于是到北京后，先演《西吉滩》，请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观看，征求意见。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陈其通看后大为不满，认为全剧满台“中间人物”，是一出很糟糕的戏，不同意以此剧参加调演。当时宁夏在北京的主要负责同志云集北京饭店，连夜磋商，在双方对演出剧目意见相左的情况下，最后采取陈其通部长的折衷说项：“那就演《杜鹃山》吧！”就这样使《杜鹃山》到北京后才成为宁夏调演剧目。

　　然而，由于行前没有演出《杜鹃山》的准备，该剧服装、道具、灯灯、布景一样未带，只好请求总政歌舞团连夜赶制。在赶排中，将贺湘一角改由李丽芳扮演，田文玉改演杜鹃妈妈，温七九换成殷元和扮演。演出以后，效果不错。陈其通部长满意地说：“这才像个戏嘛！”

　　调演结束后，中央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总结大会，有10位演员登台发言，没想到的是，这个地处老、少、边、穷，文化事业也不繁荣的宁夏京剧团，竟被指定李鸣盛、李丽芳两位代表上台发言，引起不少省区剧团的羡慕，仅此可见宁夏代表团的《杜鹃山》是一出很受领导重视、观众赞赏的剧目了。

　　《杜鹃山》是怎样变成“样板戏”的

　　尽管京剧《杜鹃山》载誉归来后，内蒙、安徽、云南、武汉等省市纷纷来函索要剧本并投入排练，演出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在不久之后开始的“文艺整风运动”中，却被挑出很多“错误”，如“抢一个共产党”、“乌豆要打雇工”等情节都受到批判，加上“世界观问题”、“诬蔑农民起义”等罪名。以后虽有赴长春拍电影的举措，但一到北京就被江青派人挡了回来，并说：“该剧问题不少，未经修改以前，不能拍片。”从此，宁夏京剧团的《杜鹃山》冤沉海底，再也未见天日。编剧萧维璋先生也被加上莫须有之罪名下放劳动，被清除出文艺界。

　　还在京剧《杜鹃山》调演时，周恩来总理对宁夏京剧团的演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出好戏，并提出很精辟的见解。周总理说：“在那样的历史年代里，我们党绝对不可能派一位女同志，到深山里去改造一支农民自发武装，但若改成男的，戏剧传奇情节、色彩就没有这样浓了。”这句话被当时站在一旁的江青记住了，在她剽窃《杜鹃山》时就加上“女的叫贺湘，男的叫赵欣，赵欣被捕牺牲”的词句。这个加进来却没有出场的赵欣，源出于周总理的真知灼见。

　　宁夏京剧团在北京演出《杜鹃山》期间，贺龙元帅知道后非常高兴，频频给在晋绥军区、西南军区工作过的老同志打电话，约他们去看戏，并亲切地说：“我们那个剧团来了，《杜鹃山》就是他们演的呀！”原来，宁夏京剧团很多老同志曾在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西南军区工作过，故贺老总亲切地称之为“我们那个剧团”。就这样一件事，也被江青记下了“变天账”，在文革中加害贺老总说：“剧中人贺湘就是贺龙的姐姐，你看他高兴的样子！”在她主持剽窃样板戏时，硬把贺湘改名柯湘，根即在此。

　　到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却把《杜鹃山》拿出作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她原本不想用《杜鹃山》剧名，以免去剽窃之嫌，曾改名《杜泉山》，却因遭到毛主席批评，只好又改回原名了。

　　珠湖文学旅游特刊《风流秦邮》有两篇文章提到汪曾祺创作京剧《杜鹃山》，一是石湾《送别汪夫子》，称在京剧《沙家浜 》和《杜鹃山》中，有不少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唱段，堪称他的杰作……到江青插手《杜鹃山》的改编之后，乌豆这个人物改名为雷刚了；二是杨毓珉《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介绍，汪曾祺改编的《杜鹃山》叫《杜泉山》，“这个戏上级没看彩排就给否了。”

　　“恰好这时，上海王树元、黎中城被调来北京，加上曾祺和我，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创作组。大家商量的结果，决定在曾祺的《杜泉山》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这就是后来公演的《杜鹃山》。这戏本是由四个人共同讨论，分头执笔，每人写两场，汪（曾）祺写三场。编剧署名却只写‘王树元’等。”

　　对上述两人的回忆，应该怎样理解呢？

　　如前所述，参加1964年全国首次京剧现代戏调演的《杜鹃山》是宁夏京剧团的，而不是北京京剧团的，北京京剧团参加那次调演演的是《沙家浜》。当宁夏京剧团欲将此剧拍成电影时，江青等已觊觎该剧，动手窃取，将已赴长春的宁夏京剧团演员自北京挡回；而样板戏《杜鹃山》却在江青等人支持下应运而生。当汪曾祺先生调进样板团后，既是奉江青之命改编京剧《杜鹃山》，就不可能不知道宁夏京剧团那个“问题不少”的《杜鹃山》演出本；也不可能不吸取萧维璋京剧《杜鹃山》中精彩的情节和经典的语言等精华部分，江青为了避嫌，把改编本改名为《杜泉山》就透露出个中消息。而当《杜泉山》这个名字被毛主席否定后，江青只好仍用《杜鹃山》这个名字，同样为了避嫌，特将王树元调进样板团。而被“拉郎配”的王树元是搞话剧的，对京剧并不内行，只好在汪曾祺《杜泉山》基础上加工整理，这才形成了署名“王树元”等的样板戏《杜鹃山》。就汪曾祺先生而言，他的作品是京剧《杜泉山》而不是《杜鹃山》，且前有萧维璋先生的京剧《杜鹃山》，后有王树元先生的京剧《杜鹃山》。因此，石湾先生称京剧《杜鹃山》“堪称他的杰作”，应该说是不够准确的。当然，事实上，汪曾祺为京剧《杜鹃山》付出过艰辛的劳动，而结果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的心情自然不爽，这也是汪先生此后从未提起过京剧《杜鹃山》的重要原因。

　　回首沧桑，艺海浮沉，萧维璋先生经历了京剧艺术的鼎盛时期，看过了京剧四大名旦、四大名生的艺术精华，也目睹过风起云涌的业余票房兴衰，当然感慨是很多的。当他看到许多老艺术家人艺两亡，看到部分同行“水土流失”，看到京剧艺术面临着时代的挑战，仍然坚持戏曲阵地，“不与桃李争春俏，甘为桑蚕吐尽丝”，这种坚守精神与他的作品一样，都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