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京剧，京剧中的抗战

        1931年9月18日晚,北平中和园,梅兰芳正在卖力地表演京剧名段《宇宙锋》,台下坐的贵客是少帅张学良。刚演了一半,张学良就匆匆走人了。散场后,梅兰芳才知道,日本关东军打过来了,“九一八”事变爆发。

    山河万里几多愁

        后来,梅兰芳举家由北平搬到上海,搜集资料花了3个月时间编了一部名为《抗金兵》的戏,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受到鼓舞的梅兰芳又把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突出其中能唤醒民众奋起抗敌的部分,后来成为京剧的梅派名段,唱词中有“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山河万里几多愁,金酋铁骑豺狼寇,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思悠悠来恨悠悠,故国月明在哪一州”,真是字字泣血,句句伤痕。

        这部戏使上海百姓压抑已久的爱国热情找到了迸发的出口,台上台下心同此情,首演的3场,上海天蟾舞台座无虚席,很快“山河万里几多愁”就成了沪上百姓的绕梁之音,挥之不绝。1936年2月,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黑木以非常时期编演新戏必须接受艺术审查为名,实施干预。梅兰芳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再演3场,社会上一票难求,抢购戏票的人把票房的门窗玻璃都挤碎了。《生死恨》1947年还被费穆拍成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第一部彩色影片。而上海沦陷后,梅兰芳蓄须明志,更是令人称颂已久。

        北平沦陷后,程砚秋不与日本人合作,不演“义务戏”。1942年9月,程砚秋在北京前门火车站遭到日伪便衣的搜身和攻击。舞台上总是扮演典雅闺秀的程砚秋以一对五,虽然耳朵受伤,但最终以平时健身常练的太极拳完胜便衣,程老板会武术自此成京城美谈。不过程砚秋此后搬到京郊荷锄务农,不再演戏,直到抗战胜利。

        除了“四大名旦”外,京剧艺人普遍展露出自发的爱国觉悟。沪上名优周信芳编演了《明末遗恨》,连演半年场场爆满。戏中,周信芳扮演大明崇祯皇帝悲愤地唱道,“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当“公主”问“崇祯”“儿有何罪”时,周信芳以颤音唱道:“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每当此时,戏院里总是哭成一片。

    田汉的努力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京剧的舆论能力得到了验证。对这一戏剧现状,著名戏剧人田汉看在眼里。田汉认识到:“全面抗战,单是军事上的动员是不够的……我们的反抗侵略的战争也必然要求广大民众参加……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动员民众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戏剧!”

        当时,田汉搞的主要是话剧。抗战爆发后,田汉带着自己的剧团去宣传新思想、动员群众抗日时,发现普通老百姓更接受京剧,“话剧在今日是没有赶得上旧剧的”。例如,仅从票房来看,梅兰芳一个人的收入就能养起二三百号人,还能置办宅院,款待宾客,而田汉的剧团却穷得多。

        田汉分析认为,旧剧胜在表演技术,“往往用技术的高以掩其内容的贫乏”,因此,为了达成宣传的需要,理想的方式是利用旧剧受农村欢迎的“高技术”,达到新剧的进步主题,实现的方法是“旧剧改良”,借助京剧向国民灌输舆论、鼓动宣传。基于这个观点,田汉竭力宣扬旧剧改革,并推出了一批改良剧。虽然最终经过时间的考验传演下来的不多,但是在当时这种应景改编很受人们欢迎。

    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第六处处长,主要负责艺术宣传,手下有洪深、冼星海、马彦祥等人。为了让艺术更好地为抗战服务,田汉组建了抗敌宣传演剧队,还举办了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所谓歌剧,事实上主要还是指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通过艺人的速成培训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田汉亲自给培训班上课,他还为“讲习班”编写了“班歌”,其中有一句:“我们要把舞台当作炮台,要把剧场当作战场。”

        剧目上,田汉创作了《土桥之战》《新雁门关》两部戏,受到观众的欢迎。为了显示改良过的京剧与以往旧剧的区别,田汉还让人在戏院里用彩笔刷上了各种标语,如“女子要学花木兰、梁红玉,男人要学岳武穆!”“在抗战中建立新的戏剧!”“舞台及(即)炮台,剧场及(即)战场!”等等。观众一进门先被标语轰炸了一番。舞台上,到处都是红绸,象征革命,田汉用行书亲手写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几个白色大字代替以往京剧舞台上出入口“出将、入相”,舞台正中横批是“大放光明”。舞台上摆的戏桌的桌帷是用红绸制成,上面还有田汉写的标语:“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剧。”

        不过,虽然有国府的招牌,田汉的抗敌宣传演剧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其中以“鼓吹抗敌情绪”为己任的“平(京)剧宣传队”在长沙演出进步剧《江汉渔歌》时,当时的湖南省主席薛岳百般阻挠,还派人把剧目广告撕掉,连贴广告的伙计也抓进警察局里了。于是,田汉就率领“平宣队”转至衡阳继续找机会演出。

    根据地的京剧革新

        除了沦陷区和国统区外,在抗日根据地,京剧的演出也十分频繁。

        八路军成立最早、阵容最整齐的专业京剧班社,要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120师战斗平剧社。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很重视京剧对基层军民的娱乐、动员能力,大力支持平剧社的巡演,后来被党中央留在了延安。

        当时,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抗战时期,在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仅专业京剧团体就有鲁艺实验剧团、军委平剧团、八路军120师战斗平剧社、延安平剧研究院等,还有兼演京剧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抗大总校文工团等,票友性质的有延安业余平剧团、中央党校平剧分会、中央党校俱乐部大众艺术研究社等。

        鲁艺实验剧团是在中央的授意下成立的,由阿甲任团长。阿甲原名符律衡,爱好京剧,1938年春奔赴延安,考入鲁艺文学院,因为总是结巴“阿—甲”,干脆起艺名“阿甲”。在延安,阿甲因为能用“西皮流水”的京剧旋律翻唱抗日歌曲《游击队之歌》,在根据地一举成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是京剧戏迷,他们联合7位领导人,拿出担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所发的2000元差旅费成立了鲁艺平剧研究团,为部队演戏。团里人员都是拼凑出来的,团长阿甲并非科班出身,但练功很刻苦。有一次阿甲表演京剧中的“喷口”,需要在演唱或念白时,使字有力地喷放出来,喷得是否有力是评判标准。阿甲用力过猛,一颗假牙穿过髯口,被喷到前排一位观众的眼镜上。不过,根据地的观众并不十分挑剔,仍然把看京剧视为难得的娱乐活动。毛泽东后来去重庆谈判,抓住机会看了几场科班的京剧,回到根据地后,阿甲让他谈谈感受,毛泽东说:“他们的戏技术高,你们的戏格调高。”格调高是说根据地戏班的社会功能实现得更好。

        后来,部队剧团排演了现代戏《血泪仇》,写农民王仁厚一家六口,受尽了国民党的剥削迫害,被逼得家破人亡,来到了陕甘宁边区后,在共产党的关怀下,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戏里面“大段道白配以二胡齐奏,用悲凉的音乐来烘托对血泪深仇的控诉。人物造型及服饰则采用当地穷苦老百姓的典型形象,缩短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结果演出效果非常好,看完戏后,士兵和老百姓都不散场,自发地喊口号:“为王仁厚一家报仇!”

        毛泽东强调“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善闻乐见,要大众化”,京剧无疑具有这种大众化的群众基础和审美技术,日本人、国府干部、中共领导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争夺京剧为我所用时,京剧演员们大部分坚定地选择了抗战。利用京剧的大众化地位为抗战的宣传立下功劳,但也使京剧偏离了“为艺术”的发展轨迹,在“为政治”的道路上载浮载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