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剧“挂胡子”的合理性谈起
京剧角色挂胡子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用改革者的眼光看是不合理的，哪有胡子不长在肉上而是悬在空气中的道理。所以有人主张改成粘胡子，说是这样才能贴近生活、才合理。这样改站在实际生活的角度看是对的。但用戏迷的眼光看京剧挂胡子是合理的，过去挂现在挂，将来还要挂，要一直挂下去。为什么？就因为京剧观众喜欢这种“挂胡子”。挂胡子有种艺术美，演员借凭长长的胡子可以作一些很夸张，很优美的艺术动作。京剧艺术离不开夸张，如果不夸张按生活原型演，京剧的很多艺术手段都使不上，如"起霸”、“走边”、“趟马出手”，这些百看不厌的优美动作都不合“生活”的“理”。
一句话：京剧艺术被全盘否认了，京剧舞台上所剩的是白脸关公，白脸张飞，白脸的窦尔墩、白脸的孙悟空。就贴近生活来说这是合理的，但却不合京剧的理。这样贴近生活的京剧没法演了，试想关羽不勾脸，粘三寸长的胡子还像关老爷吗？一介书生的样子那青龙刀还怎么使，优美威武的工架因没有了长胡子而使不上了。总之不勾脸不挂胡子，千人一面没有艺术个性，这戏就没法看。夸张是艺术的生命，所以主张京剧贴近生活看似合理实际上不合京剧艺术的理、合广大观众的心理。
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但绝不是生活的翻版，贵在似与不似之间。郑板桥画的竹值钱为什么？就因他画的竹跟真竹不一样，如果”它贴近生活”，把竹画的跟真竹一样那反而不值钱了，人们不必向郑老先生求竹了，到竹子地里拔两棵岂不更贴近生活？
李万春说他演猴戏不是人学猴儿，而是追求猴学人的境界，重在“人气”。这看似“脱离生活”其实正是李万春的高明之处。他不是生搬硬套的演生活，而是以生活为艺术的载体，用夸张的手法把优美的京剧艺术表演给观众看。所以当年李万春才那么受观众欢迎。至于生活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观众心里都有数，绝不会因为看了京剧就以为猴子跟李万春差不多，古人的脸上都是红一道绿一道的，胡子都有三尺来长，而且挡着嘴没法吃饭。
不能低估观众的欣赏水平，戏迷都懂得什么是艺术夸张，也知道象征手法是怎么回事。他们看《洪羊洞》，当杨六郎唱完“宗保儿搀为父软榻靠枕”后，所靠的不是“软榻”而是坐在椅子上时，并不感到“不合理”，而是认为京剧就是这么演。假如让杨六郎贴近生活唱完软榻靠枕后真的脱衣服上床休息，观众会不答应：嗨，你还唱不唱了，我们为听唱来的，你到床上闷得儿蜜像话吗？天津观众会用”津语”说：这算么玩意儿？
从生活角度讲，既然唱“软榻靠枕”就应该有床有枕头才合理，但这不合京剧的理。唱京剧就是“一桌二椅”合理，看着舒服。那些大制做做成的山水（也不是真山真水）太俗气，人们如果看真山真水，到九寨沟比来戏院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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