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之衰，到底始于何时？可以肯定，是在敌伪统治和国民党统治两个时期，这也就是新剧逐渐减少的两个时期。我们并不否认，京剧的盛衰，是有其内因和外因的。

        什么是内因？这时京剧界“宗派”（也可说是艺术流派，但却不全是）形成，很多青年男女艺人（尤其“四大名旦”弟子），只想依靠并标榜师承号召观众，自已不再排演新戏。但这也和外因（观众鉴别力的减退）有着密切联系。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问题。比如许多名演员病死，或者不肯在敌伪时期出演，息影舞台，也影响了排演新戏。

        杨小楼、金少山之死，早有很多人这样说：如果他们活到解放之后，寿命必会延长，王又宸也不会劳累致死。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老艺人的关怀无微不至，怎会听其戕贼身体（杨、金俱困于烟瘾）和拚命作马牛呢？

        解放以前，由于社会经济逐渐崩溃，剧团开支浩大，不要说添置服装、布景、道具，就是维持艺人生活已很困难，加以不能保留固定组织，配角来去无常，这又造成了不能排演新戏的又一困难。往往戏将排成，主要配角一人告假出外，只好全盘搁置。

        再说，国民党统治时期发行金元券，物价一日三涨，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就更无法谈到排戏演出了。因为生计迫人，剧作者日趋职业化，靠写作生活，而剧团又不愿“分一杯羹”出来，这又是造成新剧目少的原因之一。

        更因新剧必须保证叫座，从剧作者到演员，都不能不去设法迎合当时部分观众的心理，满台神怪色情，乌烟瘴气。所谓这部分观众，主要是些附丽于日寇敌伪政权的汉奸、买办、投机商人、烟土贩子，他们对于正常新戏绝无欣赏能力，只是追逐色情、嗜爱庸俗、低级趣味（一般观众迫于生活，也无暇研讨提高戏剧水平），因而无论主题思想怎样正大、刻画人物如何生动、穿插结构如何谨严，也都不如女演员的一“劈”一“纺”(《大劈棺》与《纺棉花》)。这样，谁还肯不惜工本（包括金钱、劳动）来排演新戏呢？

        例如，吴素秋在当时是有力量排演新剧的一位演员，可是她演《比翼舌》还是不如《纺棉花》叫座，同时演新戏还须提出一部分“加钱”来酬劳作者。因此她不但不排演新剧，甚至连演过的新剧也不愿再演出了。

        这时，合作戏之风又盛。既名“合作”，当然属于临时性质，排演新剧乃势所不能。而“合作”之风愈炽，个人班社优秀演员愈少，排演新剧也就愈感困难。这种情况都是内因外因相互影响下促使新剧式微消亡的。

        另外，无论敌伪政权或国民党政权都在大量地摧残新剧。不但《反徐州》被禁于前，《文天祥》停演于后，就连关汉卿名著《救风尘》一剧的改编，也很难获得通过。走狗们的嗅觉，确是很“灵敏”的。象一出《和平之神》末场有10个好战者被火山阻住，他们就看出了这是指的“兵犹火也，弗戢自焚”，不准上演。编演新剧受到如此阻力，自然都要视为畏途了。

        在这时，有不少戏还给观众造成一种假象。这假象是，从表面上看也是新剧（如荣椿、鸣春两科班所演出的），实际上却很少创作。

        他们都是把老戏或个人“独有本戏”改头换面任意增删，或改剧名、或改剧中主要人物姓名，添上一些荒诞无稽和庸俗低级的噱头，或者形式主义地从服装布景上面脱离剧情制造华丽，以伪乱真。这样做，不但欺骗了观众，也破坏了传统，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此影响下，有人竞提倡使用这种手段来“整理”老戏，致使“整理”二字也被蒙上了一层灰尘！

        今天，上述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戏剧工作者应大力展开编演新剧运动，大胆尝试，勇往直前。我们今天不但没有过去的重重障碍，而且还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展现在面前的是一条平坦大道。我们要以争分夺秒的姿态，为创造中国戏剧史上的奇迹而努力。

        （《京剧谈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