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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偶虹揭秘名家京剧创作
国粹京剧   2023-03-04 11:11:30 作者: 翁偶虹 来源:戲評 文字大小:[][][]
旧文丨揭秘京剧《野猪林》真正的编剧

    评引摘录

        李少春是余叔岩的关门弟子。李之前,余还收有杨宝忠、王少楼、谭富英、陈少霖等弟子。余也是文武老生,但余先生在世时,他最欣赏的不是谭富英,也不是李少春,而是女弟子孟小冬。但今天看来,在老生行中建立新谭派的却是谭富英,在文武两方面都卓有成就、并有所开拓发展的则是李少春。李少春是一位时代的艺术家,观其艺术生涯,其艺术表演的本质乃在于他的创新性,在于他的不断进取,努力开拓。解放以来,李少春除演出大量传统剧目外,他还演出了不少现代京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还有《红色娘子军》和《林海雪原》等。当然,代表着他最高艺术表演水平的还是《野猪林》。

        ——《从李少春的<野猪林>说起》


        当我还羁留上海的时候,焦菊隐兄已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创办了“北平艺术馆”,馆分六部——总务部、戏剧部、电影部、音乐部、舞蹈部、美术部,中西并重,古今兼容。他为了实现改革京剧之志,首先组织了“校友剧团”,与储金鹏合作导演了欧阳予倩编写的《桃花扇》。不久,金鹏赴外地演出,菊隐记得与我在上海的约定,所以函电交催地请我回平。我与戏校的同学们是深有感情的,何况菊隐与我的交谊已非新雨之欢,更有班荆之契。费了许多周折,征得大来公司的同意,才于一九四七年旧历岁尾回到北平。

        春节过后,即着手导演菊隐编写的新京剧《铸情记》。这是他采用莎士比亚《铸情》的轮廓,根据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写成的。也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我在驻沪的后期,也就是唐韵笙上演折子戏的阶段,我也循大来公司之请,曾与朱石麟合作,写了一本中国式的《铸情》,改名《生死鸳鸯》,准备由李少春、李玉茹排演。同时应卡尔登经理周翼华之请,写了一本《英雄走国记》。这两本戏,都因我仓促回平而搁浅。当我看到菊隐兄编写的《铸情记》时,深感他的“正治”嗅觉比我敏锐得多。他在这本新京剧里,已然跳出莎氏原著的樊篱,因袭传统戏《讨渔税》的意境(祥龍夾評:但不論正治二字,但就能保持傳統戲的原則,可貴至極,今人慚愧而無地自容也!今人反其道而行之,違逆天意,中國人的故事也非要用西方戲劇模式演繹,實在難解,就此壹點,大劇作家還真不如那位胡鬧的郭德綱!),加入了阶级斗争的内容,阶级观点非常鲜明。场次安排、表演提示,又都融化了歌剧、话剧的特点,为京剧注入了新的血液。

        菊隐兄是导演圣手,我当敢弄斧班门,但他却十分诚恳谦虚地说:“十余年来,我虽然远离国土,却也间接地听到你编排戏曲的成就。搞话剧,我是当仁不让的;搞京剧,还是你内行。何况戏校同学经过你多年的熏陶,轻车熟路,事半功倍。我绝对信任你能把这出新京剧焕发于旧都舞台。” 故人推心置腹,我自然效当竭力了。在我对剧本提出某些修改意见时,他也诚恳地要我不客气地再以削补。既然相见以诚,谦让反而偾事。我便按着京剧的表演规律,修改多处,他都欣然同意,立即投入排练。

        剧中角色,多数是由戏校同学担任:王金璐饰演罗米欧,高玉倩、张玉英饰演AB制的朱丽叶,李金鸿饰演贵族少年,傅德威、朱玉安等饰演贵族公子,殷金振等饰演贵族恶奴。并特约前戏校的实习主任沈三玉饰演渔翁,萧英翔饰演老禅师(即原著中的牧师)。唯有乳娘一角,煞费甄选。经我苦思,想到了二十多年前享过盛名的女丑角一斗丑。又经我和高玉倩的敦请,一斗丑才肯出山。一斗丑本姓国,她原是在华乐戏院旁边开设水果局子的主人的女儿,习与演员接近,自幼入坤伶科班学艺,初学旦,后改丑,演于城南游艺园者多年,誉为全国第一女丑角。后又加入”奎德社”,排演过许多新剧,自与佟兰石结婚后,即已退出舞台,此时息影在家。我与佟兰石有同道之谊,因而熟识,一谈即允。一斗丑确是一位有经验的演员,她接到剧本,刻意揣摩,精心设计,从扮相到表演,不俗不浊,不瘟不火,忠实地完成了剧本所赋予乳娘这个人物的艺术使命。王金璐饰演的罗米欧,也很特色,他把京剧里许多传统的精彩表演技术加以融化运用,成功地表现了人物新的姿态。当时的北平,币值日贬,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铸情记》的上座情况,当然不够理想,演于长安戏院者半月,又换演了《桃花扇》。

        “校友剧团”上演的欧阳予倩编写的《桃花扇》,曾与齐如山编写的《桃花扇》打过对台,颇得文艺界进步人士的赞许。这次再演出,菊隐兄又委托我重新加工,由高玉倩演李香君,沈金波演侯方域,王金璐演杨龙友,李金鸿演郑妥娘,张玉英演李贞丽,一斗丑演老尼姑,殷金振演田仰,萧英翔演阮大铖,沈三玉演史可法。剧情绚丽多彩,上座率反优于《铸情记》。尤以王金璐饰演的杨龙友,在”吃烧饼”一场里的表演,真有些粤剧丑生的味道,确是一个有才华的演员。

        《桃花扇》上演以后,菊隐兄又敦促我编写一个新的剧本,由他来导演。我在《铸情记》的排戏过程中,受到这个剧本思想的启发,意识到写阶级斗争是编剧者应当提到日程上来的重要课题。所以我在选定了陈圆圆这个题材的时候,即把主角不单单地放在陈圆圆的身上。根据我参考的资料,在陈圆圆、吴三桂、李自成、吴襄、田畹这些重要人物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里,增添了一个田畹的奴仆田寿,一个使女离离,着力描写他俩的纯真爱情和革命思想、民族感情,从而发展了他们与田畹、吴三桂等的阶级矛盾,歌颂了这两个可爱可敬的所谓卑贱者,抨击了那个“将军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同时也背面敷粉地歌颂了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此剧定名为《血泪城》,菊隐兄看过剧本,表示满意,但又有所顾虑地说:“这个剧本,写得尖锐,最好先放一放,等一个时期再着手排演。” 这时,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已然明显地走向颓势,我们也都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在挣扎的末日里,会不择手段地疯狂扼杀文艺界的进步作品,甚至进行人身迫害。正在这徘徊不定的时期,暑夏又发出了酷热的威胁,菊隐兄便拟与青岛剧院接洽,率领“校友剧团”去那里演出一个时期,借以避暑。计划未定,我又接到上海大来公司的急电,促我返沪。我估计可能是李少春和李玉茹组班上演,排练我在上海编写的《生死鸳鸯》和《英雄走国记》。

        那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逐日贬值,大来公司驻京代理人何海生给我送来包银,数目已然是多少多少亿了,隔日又送来飞机票。盛暑天气,行装简便,我只携带一只手提箱,乘机直抵上海。大来公司把我安置在国际饭店,那时九福里的演员宿舍已改建为文华电影公司的办公处了。当晚,吴性裁派车接我到他的公馆,设宴洗尘。旅途劳乏,赴宴较晚,客厅中已有梅兰芳、费穆在座,却不见少春,玉茹及其他演员,这又不免使我暗暗估计,此来不是为二李排戏,可能是为梅先生写戏了。

        为梅兰芳先生写戏,是“其心乃深喜之,其意若有憾焉”的一道难题。在一九四六年的文艺小憩俱乐部”京剧改革座谈会”上,我与梅先生多次作过艺术交流,相谈甚契。他曾请我给他编写一个剧本,并且推心置腹地说:“我的新剧,以《凤还巢》《生死恨》为转折点,在这以前,差不多都是佳话题材,没有什么情节。可惜像《凤》《生》这样的戏太少了。我很喜欢您给老四(指程砚秋)写的《锁麟囊》,多么动人哪!您能不能也给我写这样一个剧本?” 我对于梅先生那种日丽中天的风度、威凤祥麟的仪表、妙通造化的表演,戛金泻玉的声腔,早已五体投地,为他写剧,自然是寸莛之叩,与鲸奉而流声;数武之飞,附龙媒而俱远。不过,在旧社会的陋习局限之下,无形中似乎划了一道鸿沟。因为在当时的剧坛上,梅程对峙,壁垒分明,我既多年来为程砚秋编剧,客观上已皈依程门。楚才晋用,仿佛总是道义上的微瑕,我固知砚秋开朗,不会意气用事,因此而疏远交谊。但也以须当面说明,得到他的谅解。而陋习顽固,缄口难开。既未能陈情于程,亦不能表态于梅,时至今日,顿觉尴尬。

        幸喜寒暄之后,吴性裁开门见山地说明原委,才使我的惶惑之思一扫而飞。原来是梅先生正与费穆合作,拍摄《生死恨》彩色舞台艺术片,费穆担任导演,颜鹤鸣负责彩色片冲洗及录音方面的技术。由吴性裁投资,成立了一个以摄制彩色舞台艺术片为主的华艺公司。公司方面准备在《生死恨》之后,继拍梅先生的《洛神》,请我整理剧本。这当然不涉及新编剧本的问题,既无憾于程,又得偿于梅,我自然是欣然接受了。次日,移榻于华艺公司的经理间,在电扇飒飒凉风中,我即着手整理《洛神》剧本,不时与梅先生研究商讨。记得第一个镜头是陈思王曹植抚枕遐想,幻出洛水之滨,展开了影片的序幕。改写成名剧作,必须尽量保持原貌,驾轻就熟,只用了半个月工夫,即已完成。这年虽然奇热,我仍坚持上午写作,下午闲游,本想利用余暇为周信芳写完《中山羹》剧本,恰值他在外埠演出,有些问题须待他回沪面商。无已,就借此机会,为叶盛兰写好了《投笔从戎》。这个剧本也是盛兰一再催促,言犹在耳的,我只得在“受知如负债”的心情下,不渝诺言地献刍荛于知己。

        写作生涯,岁月易浙,转眼入秋,欣看《生死恨》影片拍摄成功,虽然在彩色冲洗方面不太理想,而已聊胜于无。公司方面即拟投入《洛神》的拍摄工作。不想愁云怨雾,笼置沪滨,国民党又一次实行“币制改革”,把法币易为金圆券,以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的物价为标准,实行冻结,搞得民心惶惶,纷纷抢购。上海的四大公司和一切商店一时无不货架空空,室如悬磬。人们手里拿着金圆券,买不到东西,即便买到,也是积压的底货,多少年没人理睬的滞销品。而且币贬价增,贵得吓人!尤其是饭馆餐厅,无不下帘打烊,形同歇业,街上的饮食摊贩,也少得可怜,只有良乡栗子,尚可充饥。我生长于北方,喜吃面食,华艺公司备有两餐,早晚都是米饭,逐渐倒了胃口,我必须到北方饭馆如青梅居、十乐坊、洪长兴、德盛馆等处,隔顿进餐。突遇此变,觅食无门,心颇愠愠。后时又从文艺界进步人士口中得知,我解放大军在各处战场上,正以雷霆万钧之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已处在彻底崩溃的前夕。

        菊隐兄又几次来函,催我回平,盛兰、少春也数致鸿鲤,询我归期,准备排戏。衡量得失,我并非斤斤计较于一个月的金圆券包银只能买到一顶礼帽、一件衣料和一只帆布箱子的小节,倒是珍重前途的思想,使我不能不再提出回平的要求。公司方面已经拿到《洛神》剧本,挹注无碍,便很融洽地给我买了“霸王号”飞机机票,设宴送行,约以明年再到上海。我遂于十月一日,与杜近芳的养父杜菊初,同机飞回北平。回到北平,菊隐兄外出,第一个来看望我的是李少春,继是叶盛兰。盛兰得到《投笔从戎》的剧本,十分兴奋,准备熟读一遍,即行排练。少春此时,因北平伤兵麇集,不但白看戏,白吃饭,而且骚扰滋事,一般观众大多裹足不前,大大地影响了上座率,索性辍演,闭门写戏。

        他正与袁世海研究改编《野猪林》剧本,已具规模,喜我归来,庆得臂助。他的设想很好,把杨(小楼)、郝(寿臣)当年演出的头本《野猪林》和二本《山神庙》,浓缩为一日演完,适当地丰富了林冲的唱、念、做、表。如“菜园舞剑”,杨小楼当年有。志未遂,少春偿;“误陷白虎堂”,展开对质的念白,突出了矛盾的高潮;“长亭生离”,从“修书”上增加唱念,以背面敷粉的方法渲染了林冲迫不得已的从权心情,衬托出深厚的夫妻恩爱;“发配”一场,唱京派拨子,戴手铐翻“吊毛”,以及“山神庙”的甩衣御敌,夺枪群战,都比杨、郝演出的原本丰富得多。我很鼓励他完成此剧,他却有些倦鸟知返,请我信笔一挥,迅速脱稿。按情谊讲,我是少春的师叔,义不容辞。但是,杨、郝原本是我的朋友吴幻荪编写的,假若我把他的大作以大手术肢解起来,未免损伤他的自尊心。(祥龍夾評:今之編劇,還有情義二字嗎?改《群借華》,改《赤壁鏖兵》,改到最後出了個《赤壁》!良心怕是狗吃了!)我诚实地说明原因,得到少春的谅解,同时我也不厌烦琐地弥补了他剧本上的不少漏洞,鼓励他再接再厉,遇有障碍峰阻,我即代他开路,少春很兴奋地写了下去。那时我们两家都装置有电话机,一日之内,总是四五次地通电商榷,有些词句和他感到过不去的地方,就在电话里解决了。有些不能完成的唱念,他便先开“天窗”,留待我来填补。

        这种形式的合作编剧,也开了一个途径,把少春视为荆棘充塞的崎岖仄路,化为爽朗光明的康庄大道了。剧本完成之后,少春在高碑胡同寓所西屋,小酌相劳,他很有感慨地说:“编戏不易呀!(祥龍夾評:我看放屁!今人編個劇目出來還不幾天的事兒,隨便大筆壹揮就是國家基金級大獎!想罵村街了!什麽他媽文藝,都是狗屁!)看来尔尔,把笔矻矻。我有时为了两句词,喝光了一瓶啤酒,嚼完了一碟花生米,还是像滴不出水儿来的钢笔一样,挤不出一句词来。” 我安慰他说:“只要你多读书,有了文学修养,伏案之际,就会左右逢源了。” 由此,他深深地信服了我的经验,开始精研而又广泛地读书。我完全相信少春是个编剧的人才,自编自导自演的灿烂前途正在向他招手,所以在《野猪林》上演之时,我坚决主张在报纸和节目单上标出“李少春编剧”的字样,以巩固他日后编剧的基础。他当然很诚恳地不想埋没我的劳动,建议并列我的名字,我仍以“”不伤老友的情谊”为借口,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所以《野猪林》历演十数年,直到拍摄成彩色影片。我都回避了编剧上的署名。只有在中国京剧院赴日本演出的节目介绍中,不知是哪一位深知底蕴者的动议,才把《野猪林》的编剧者改为“翁偶虹”,而把李少春列为导演。这本节目册,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由温如华同志送给我看。此时少春已殁,我总认为“幕后大白,对不住死者”而悒悒终日。

        叶盛兰已通读了两遍《投笔从戎》,略有改动,正在准备开排,恰巧李金鸿从天津回平,约我到津协助他们排演新剧。原来我赴沪以后,菊隐兄有事外出,“校友剧团”的《铸情记》和《桃花扇》已辍演,为了生活收入,由王金璐、李金鸿、沈金波等约请李洪春、张永禄、李春恒等加入,赴津演出于天华景,排演了《百鸟朝凤》等剧,听说我已回平,即请我赴津给他们排《美人鱼》。情不可却,只得通知盛兰,推延了排练《投笔从戎》的日程,由金池陪伴至津。即日排演了《美人鱼》,由田菊林扮演妙华,王金璐扮演伦贵福,李金鸿扮演妙珠,李春恒扮演周浔,沈金波扮演莫扶观,张永禄扮演黑雪公主,张海臣扮演张兴德,上座尚好。及至移到中国大戏院演出,前线上溃败下来的国民党伤兵与日俱增,盘踞了各个戏院,每场还卖不到十分之三的戏票,我主张停演!偏偏吴绛秋由平至津,要求加入演出,碍于情面,由他主演了三天,剧目是《红梅落》《小上坟》等。任凭李慧娘的阴阳宝扇、萧素贞的缟素孝服如何地挥舞翩飞,也驱散不了国民党伤兵的肮脏晦气,上座每况愈下,绝对不能续演了!可是承办者还欠了演员半个月的包银,几番索讨,只答应以演戏收入依次弥补。这个趋势,我已看出承办者是想杠上开花,绝不会剖椟献珠的。而此时战讯频传,国民党军队披靡溃退,眼看解放大军已近逼平津,我即劝说金璐、金鸿,不必再讨逋欠的包银,只要求承办者包打车票,大家迅速回平。我对他们郑重地说:“你们都有行头,一日困在天津,发生意外,就会断送了你们一生的生活依靠。我只有一只手提箱,想走就走。你们必须要求承办者把你们的行头箱笼安全运回北平,此为上。”当时中国大戏院的场面负责人郭少安在座,听了我的话,频频颔首,也在旁直言相劝。

       他们不负我望,果然牺牲了半个月的包银,人与戏箱于旧历腊月二十三日祭灶之期,安全回抵北平。就在这天晚间,祭灶的爆竹声伴随着城外隆隆的炮声,震响寒空,北京解放的日期已喜近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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