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艺作品讲好长兴故事

        3月31日晚，大型现代京剧《山里人 岕里情》在长兴举行首演仪式，一声嘹亮的京胡，拉开演出序幕，本剧主人公浙北山区八都岕老书记老马，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创办“小京班”，帮助“花臼岕”旅游和文化兴村发展的故事便徐徐展开。

        戏剧故事感人，舞台形式新颖，演绎手法灵动。《山里人 岕里情》一改京剧传统故事题材的沿袭习惯，另辟蹊径，大胆将现代山村农民脱贫致富的成功事例转化为京剧剧本，用国粹京剧的表演方式将这一典型实例生动演绎，展现出浙北山乡农民的精神面貌。

        在首演现场，有两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满满当当的观众中，年轻观众几近三分之一，且离座率很低;二是不少中老年观众深受触动：“原来脱贫致富这么不容易”。显然，这场近年来长兴投入精力最大、筹备时间最长的文艺作品，已然收到了预期的鲜花和掌声。

        但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文艺作品的终点，不仅仅是一片花海和一阵掌声，而是经世致用的收获，和文化内涵的启迪，从而达到“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铸魂”的作用。这几年，长兴在这一点上不遗余力，致力于“用文艺作品讲好长兴故事”：《江南小延安》《生命的延续》《红色沃土》相继获评省“五个一工程奖”;美术作品《天路》获评第三届中国美术奖银奖;民间文艺《百叶龙》获“山花奖”。《醉美太湖》《魔境之旅》等原创文旅演艺作品更是广受市场欢迎......我曾接触过一些青年，他们疑惑，“基层政府花大力气，创作文艺作品，叫好吗?叫座吗?有何必要吗?”我想，如果要把文艺作品比作一支嘹亮高亢的小号，我们不妨从扩音、传音、注音三个层面，去探寻在今时今日的传播格局中，做优文艺作品有何必要?

        首先，需要达成一个共识：我们为什么需要文艺作品?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明确阐述了诗(文学)对社会的教化意义。这一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有体现：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长兴也正是通过这支“小号”，将党和国家的声音扩到最大。

        以2014年，长兴推出的长篇纪实文学《江南小延安》为例，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艺术地再现了新四军团结百姓，与侵略者斗智斗勇的壮烈历史场景，重现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指挥才能，和深厚地军民鱼水情。这部作品推出后，不仅在文学领域颇受好评，成为浙江党史、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份珍贵教学模板，更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上，具有现实意义——这里也成了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青少年们“当一回新四军战士”忆苦思甜，体会新四军当年英勇奋战，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这个切口看向全国，反映“两弹一星”精神和中国科学家精神传承的《群星闪耀时》、展现中国古典艺术之美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只此青绿》、突出科技创新带动大国飞跃的《飞天圆梦》《互联网时代与人工智能》......无不通过文艺作品的力量，为这个时代鼓与呼，成为呈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发展之美的有益尝试。

        文艺作品这支小号，不仅能把好曲子吹响，让正能量传遍山川大地，更能将小故事唱好，让看似高深的政策、遥远的经验，成为“王谢堂前燕”，真正传入寻常百姓家。革命战争时期，文艺作品激发全民斗志，奋勇杀敌;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作品鼓舞士气，上下同心;改革开放后，文艺作品反映经济腾飞;进入新时代，文艺作品提升“文化自信”。这一点上，长兴抓大，也不放小。

        抓大作品上，我们苦下心血。先有2019年出版的报告文学《最好的时代》，全景性地记录了长兴改革开放40年发生的惊人变迁，鲜明地映照和印证了浙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后有昨晚首演的《山里人 岕里情》，运用轻喜剧式的京剧表演风格，呈现浙江农民积极响应新农村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喜人变化。

        搞小创作上，我们很接地气。林城镇上狮村村嫂宣讲团用快板说唱，编写《梅园新事》，唱响美好生活;小浦镇画溪村自编自唱的村歌《画溪人家》，全村都会唱;泗安镇上泗安村的农民演出队年年将《跑旱船》搬上村晚舞台......正是通过多样化的文艺作品，社会有了变化——共同富裕的先进经验能在街头巷尾铺展开来、艺术乡建的底蕴魅力在田间地头扎下根去、文明法治的“和合”理念涌动在每个百姓的心间。通过艺术作品的传播和引导，才能让人人都感受到时代之变、中国之进、长兴之美。

        从以上“扩音”和“传音”两个角度，证明在新时代背景下，做优文艺作品，或许还不够，我们还可以从“注音”的角度，接着讲讲文化与经济的“反哺”偶识。这种偶识，一直以来的关注度并不高，就好似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块“背景板”，很少在经济建设的视野中得以突显。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优秀的文艺作品的的确确为经济建设，做了不少群众工作。

        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恩格斯曾经提到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画的是一群向工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

        看过后恩格斯得出结论：“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这就是不能忽略文艺作品反哺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关键。正如，我国古代文学中的《诗经》，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关汉卿的戏剧，正因其沟通了人类的心灵，才能产生认知上的共鸣。放到长兴来看，当我们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群众不理解怎么办?《最好的时代》用矿山重生的生动变化，诠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利好;当我们号召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人们以为这是一句口号怎么办?首届“艺术乡建助推共同富裕”研讨峰会给出思路;

        当我们呼吁用好“非遗”力量，百姓不熟悉怎么办?《典籍里的中国》·茶经篇将千年贡茶的浮沉娓娓道来;

        当我们通过项目招引取得跨越进展时、当我们跨越五千公里拉近民族共识时，当我们全力以赴推进平安建设时，一场场的文艺宣讲、一个个典型故事、一次次精神洗礼，都是全方位展示经济社会的最佳窗口，也是教育、引导和号召的“最佳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