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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
国粹京剧   2021-05-11 09:58:02 作者:陈 均 来源:中国文化报 文字大小:[][][]

重建京剧研究的新视野

——读《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出版已有一段时间了。如果加上此前出版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正续编,经由傅谨教授及其团队10余年的努力,数千万言的体量巨大的京剧文献基础资料库终告完工,并逐渐惠及学林。这一套《京剧历史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对于近代以来京剧文献的整理工作,可谓具有“开端”的意义。

        所谓“开端”,是指具有研究性的京剧文献资料整理工作的“开端”。以往对于京剧文献的收集整理,时或有之,而且并非不具备“研究性”,但是其所搜集整理的文献或以影印为主,目的大多在于搜集史料,提供“珍本”与“稀本”;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如京剧曲谱的整理汇刊,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但是聚焦于局部。《汇编》工作的意义在于,给京剧的整体研究提供可资利用的基础文献。如果说古典戏曲研究的基础文献以1959年编订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十卷为嚆矢,近代戏曲及京剧研究的基础文献,长期以来仅有张次溪于1934年汇编、1988年重印的两册《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无疑显得单薄,并成为制约京剧研究的瓶颈。相较于张次溪收集文献时的访书之难,《汇编》的难度在于文献资料的纷繁复杂,面对“井喷”的海量京剧史料,如何进行取舍,如何建立编选标准?《汇编》并不收录现今数字化程度较高、易于查询使用的报刊文献,亦未收录音像等非纸质媒介,而专门收录专书。即便如此,民国时期与京剧相关的书籍数量种类繁多,编选工作其实也关乎对京剧的历史与艺术的认识。在编撰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于文献资料的研究、挑选、整合的经验、标准与方式,也将成为之后不同类型与规模的京剧乃至近代戏曲文献整理研究的借镜。与此同时,编者对于京剧研究的方法与视野的观念,也会通过阅读使用而对京剧研究有所“形塑”,从而重建京剧研究的新视野。笔者在粗略阅读后,在此提出两点来讨论:

        一是以京剧自身作为京剧研究的方法。正如吴新苗对《汇编》的观察:“京剧谱系——‘场上’见。”近代戏曲与古典戏曲的分野之一,在于“场上”与“案头”,古典戏曲研究重点关注文本文献,一则是因为古典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的规训,二则是受限于古代戏曲演剧资料的匮乏。而近代戏曲相反,表现为演剧资料的丰富与繁杂,谷曙光将之命名“梨园文献”,即是强调近代戏曲所处理的文献的复杂性,这既给研究者带来了难度,同时提供了机遇,使得研究者较容易突破固有的研究范式,并引入更多跨学科的方法,来处理近代戏曲研究中的问题。

        长期以来,相较于其他学科,戏曲(包括京剧)的研究方法处于后发式与受影响的位置。一种惯常的路径是,经由了某种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之后,在一些学科比如文学、思想领域形成某些普泛的形式方法,研究者再将其施之于戏曲领域,用以研究戏曲现象,并建构戏曲史叙述。譬如曾经流行一时的以政治史的分期作为框架的历史叙述方式。但是回到民国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一些戏曲史叙述的范例,《汇编》所选入的若干专书,如穆儒丐的《伶史》,仿照史记的体例,来构成对于晚清民初京剧的整体叙述,可以视为京剧研究从“花谱”到“京剧史”的转型。又如辻听花的《中国剧》,虽然成书时间较早,但是对于中国戏曲的分类以及叙述,较之后世的戏曲史述,似乎更切合中国戏曲的特点。再如周明泰的《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通过史料的编排来呈现戏曲史面貌。这些形态各异的研究个案,在之后的戏曲发展中并未得到延续,反而如内陆河般消失无痕。京剧研究要么在政治、历史与艺术之间反复摇摆,要么演变为《京剧谈往录》之类的掌故之学。如何从京剧自身来寻找京剧的艺术特性,如何在京剧自身的生长里寻找适合京剧的研究方法,《汇编》呈现了较为完整的京剧艺术的面貌,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是从京剧发现“现代中国”。傅谨在《汇编》前言里感叹京剧成为文化史研究的“失踪者”。因为京剧研究的基础文献的匮乏,导致京剧在“现代中国”研究的视野里较少被关注。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们的观念受到新文化运动的观念和立场的影响,将京剧视为“现代中国”里的非现代性文化甚至是现代性的反面,因而故意忽视与贬低,将之视为次要的、边缘的领域。这其实是学者本身知识结构的缺陷问题。顾颉刚认为京剧是“市民戏剧”,京剧与晚清民国的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研究“现代中国”,京剧史料恰好提供了相当广泛的社会生活及思想状况的信息。以往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大多以新文化一脉作为主流,集中于精英文化的研究,却较少反思京剧作为一种传统形态的文化,实则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具有“另一种现代性”。在此情形下,《汇编》所搜集整理的京剧基础文献,乃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基础史料。京剧不仅为“现代中国”研究提供了海量的重要史料,甚至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与方法,来发现与以往研究面目不同的“现代中国”。

        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兴起给人文科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数据库的建立,大数据的影响,导致学术研究正在发生深刻转型。数字化使得新材料的获得与使用更为便利,并衍生出新的数字研究方法。同时,学术研究对于史料的质与量将会有更高的要求。这将使得既有的许多研究方法或者过时,或者成为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汇编》应运而生,不仅给京剧研究提供了基础文献的资料库,而且将成为京剧研究的基础“数据库”,因而也可能真正成为京剧的数字人文研究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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