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是我的天”
裴艳玲
裴艳玲新编京剧《赵佗》
昆曲《夜奔》，裴艳玲饰演林冲
1960年裴艳玲在《宝莲灯》里饰演沉香
她5岁登台，9岁挑梁，13岁唱红。她戏路宽广，文武皆备，唱念做打俱佳，京梆昆乱不挡；她高亢嘹亮的嗓音，行云流水的行腔，干净利落的动作令人拍案叫绝，虽已古稀之年，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她曾三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以及上海白玉兰奖特殊贡献奖、文华表演奖、中华艺文奖等奖项；她因《钟馗》《哪吒》《武松》《夜奔》《宝莲灯》《响九霄》《赵佗》等被人们熟知，她就是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本期口述纪事版邀请裴艳玲讲述她的戏剧人生。
我就是在后台长大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与戏有着不解之缘。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后台长大的。我的父亲裴聚亭是唱京戏的，母亲唱的是河北梆子。从小，我跟父亲生活在天津，也便跟着他去演出。一岁半的时候，我就记得演出的后台真是好看得不得了。那时候，最爱看的也是旦角戏，觉得她们头上戴的特别美，甚至还学了一出《红娘》，半出《玉堂春》……也许正是那时候这些深印心中的记忆，让我不停追寻，直到成为我今后一生所要追随的事业。
4岁半之前，我的童年生活就是“游戏”于广阔的后台。每天只有等戏班下了戏，前台才成为我们小孩子的世界，台上练功夫，划定各自的区域，比赛扫腿……成为我们的日常必修课。4岁那一年，我父亲和母亲就在同一个剧团里演出了，这个剧团不仅唱京戏，还唱梆子。记得一次，父母带着我到山东演出，演的是梆子戏《金水桥》，演秦英的演员临上场前得了急性盲肠炎，无法登台。但是，水牌都挂出去了，怎么办呢？就在大家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我说“我来演吧”。就这样，我便登台了。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接演一些“小活儿”了——《金水桥》的秦英、《三娘教子》的薛倚哥等。到了5岁，我就开始偷着练功。有一天，被我父亲撞见，一看我练功，就急了：“可不能干这个，太苦了！”但是我喜欢，只要他不注意，我就学，我父亲平时唱的《虹霓关》《柴桑关》《嘉兴府》这些小武戏，我耳熟能详。一次，无意中就学了《柴桑关》。大人们就说，“这孩子挺好，来一出吧”。后来便给我扮上了，穿了一件我母亲的白色大襟袄，从中间一豁，像一个小白箭衣。这一唱就收不住了，一下子上瘾了，《柴桑关》《汤怀自尽》《追韩信》《徐策跑城》都成为我学习的目标，一直唱到7岁，才开始练功。
父亲也不再阻止，甚至还给我请了老师。我的第一个师父叫李崇帅，是山东济南府小富连成科班的，李大爷跟我父亲关系很要好，所以后来成了我的师父，我还依然喊他为“大爷”。我想，父亲之所以找李崇帅先生做我的师父，可能是因为他会的戏太多了吧。在我9岁的时候，先生已经给我说了几十出戏，《群英会》《借东风》《龙凤呈祥》《伐东吴》《柴桑关》《哭灵牌》，包括猴戏《安天会》也说给我，他经常说“这个戏你要学，它是练白话的”。甚至《一捧雪》《长坂坡》他也会，全都讲给我。
那时候拜师很简单，我没磕头，先生也不到我家吃饭，好像只喝了一杯茶，我父亲又跟先生说了句：“大哥，这个孩子我就算托给您了。”就这样，我算拜了师了。
真正叫“师父”的是崔盛斌先生，他是当时著名的大武生。事情还要从我9岁那年说起。跟着李崇帅大爷学了两年戏后，便出去演出了。去的第一个地方正是“京剧窝子”——山东济南，家家户户都爱听京剧。记得第一天演出的时候，李大爷没有到，我父亲只好带着我去了，但他又说不了文戏，怎么办呢？我就自告奋勇，从《群英会》到《借东风》再到《伐东吴》，最后是《龙凤呈祥》，全部都是我说的，因此一下成名。
红了之后，转战河北，到了束鹿县。束鹿县也是个“京剧窝子”，很多年没有断过剧团演出，唱的还都是京剧，后来也因此进了束鹿县京剧团。这一待，就是三年。到1959年，我12岁，便开始带团到天津演出了。
演了一个月，红透了整个天津。崔盛斌先生注意到了我，他想收我，但不能教我，因为他说，“她学我的戏不合适，我不能毁了这孩子”。他看了我唱的《群英会》《借东风》和《甘露寺》，就执意要收了。他很有名，也很有影响力。他看我的情况，觉得光在天津还不行，还要跑上海、武汉等，得到这些地方观众的认可，那才能成“角儿”。于是，我父亲一听有道理，又是一位名家要收，自然愿意。就这样，他便成了我行过拜师礼的师父，也是我的第二位授业恩师。
也正因此种种，1960年，我调到了河北省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后改称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开始转行河北梆子。也因如此，这之后，我父亲心中一直有些“不满”：“我们这么好的孩子，打小就培养，是唱《群英会》《借东风》的主，现在让我们唱小梆子，这不难为人吗？”当时，一听到大胡琴的梆子我也头疼，但没办法，只能听从安排，转唱河北梆子。我真正的灵魂、真正的生命是在舞台上
记得那是1960年正月，按照省里的要求，父亲带我去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报到。其实，之前是不知道要改唱梆子的，等到了剧团才知道，当时就想一走了之。但是省级大院团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我之前唱的是京剧，如今要改成梆子，从发音方法、技巧上就有很多差别，因为以前受过严格的训练，武功也扎实，还唱过一些昆曲，于是我就分到了武生组。也许是天意，但今天看来更是缘分。在这里，我遇到了对我一生都很重要的人——郭景春。他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如今的伴侣。郭老师早年从师于李兰亭，在当时北方戏坛名武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那时，为响应省里号召，在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担任教师。之前，就听父亲说过郭老师的戏，没想到在剧团能见到他，很是兴奋。从那时候起，在郭老师的教导下，便学会了《八大锤》《夜奔》《石秀探庄》等名戏。这一年6月，剧团便推出了以郭老师任武打设计和排练教师的新戏《宝莲灯》，我饰演沉香，一炮而红。
也是在1960年，中央首长还特意看了我演的《闹天宫》《宝莲灯》以及《八大锤》，基本上认定我是梆子剧种的女武生，其实我是老生坐科，只是出名在武生。可是，我的嗓子还是够不着梆子的腔，没办法跟梆子接轨。唱了4年后，就开始演现代戏了。“文革”期间，样板戏盛行，女的不让演男的，我就没戏演了，甚至还一度改了行。
“文革”后期，对于28岁的我来说，心态上有很大变化，因为年龄原因，我都想“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了。自己便跟自己较劲，我没有武生的嗓子，那偏要唱一唱试试，就把《哪吒》《钟馗》《南北合》等按京剧的板式往里套，套了一出又一出，发现还真是别有一番韵味。1982年，我正在拍戏曲电影《哪吒》，这是河北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的，说要给我一个（演出）团，后来这个团也跟随我参加了1986年香港第一届艺术节，当年《哪吒》制作完成，一经上映，观众就被吸引了，火遍大江南北。
其实，《哪吒》《钟馗》《火烧连营》这些都是改良的梆子。比如《火烧连营》，前边“黄忠带箭”，我还可以唱梆子，一到关兴就唱京剧了，到“哭灵牌”更是京剧。《甘露寺》更是改良的梆子，前面只能唱京剧，没有梆腔。即便是《夜奔》《闹天宫》《蜈蚣岭》唱的也都是昆戏。我从1985年到1989年这几年间，到哪儿演出基本上都是京剧、昆曲和梆子，一直这么唱。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湾，就有记者问：“裴老师您唱的是梆子吗？”一下子就把我问住了。我想了想，回答他：“我唱的是‘京梆子’，不是纯梆子。”我只能这样回答。确实，老梆子不是这样的，韵味也不一样。这些年下来，应该说跟京剧断断续续，藕断丝连，也不能离开它，离开它我没有戏码。《南北合》算是例外，那是老梆子味。其实，对于梆子来说，我一直没有师父教，都是自己的琢磨和感悟。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拍了几部戏曲电影，但戏是我的天，我仍以舞台为主，以舞台为生。我真正的灵魂、真正的生命是在舞台上。
回归京剧，原业归宗
1997年7月，河北省京剧院裴艳玲京剧团挂牌成立。在河北梆子领域历练了37年的我重新回归京剧，原业归宗。回归京剧，不仅是我的愿望，还是我父亲最希望看到的，可惜他一直没有等到。如今回到京剧，我更是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每出戏要有所进步，有所创新。
排《哪吒》，我学会了耍彩带、大藤圈、锤、九节鞭等。九节鞭我是跟河北的一个体育冠军李春来学的。教完我后他很得意，把九节鞭送给了我。拍电影时用的就是他送我的九节鞭，直到现在九节鞭还在家里挂着。
排《钟馗》前，我不会拿毛笔，不会写毛笔字。那段时间，只要见了书法家就让人家写“一杯梅花一树诗”那四句诗，我看人家怎么写，怎么布局。直到见到娄群儒先生，我取法了他的版本。为了写好那28个字，每到一个演出点，我都带着一张板子，下了戏之后我就在屋里练。这样，排《钟馗》，我就能写好了。排《赵佗》，我又学了打鼓。小的时候，我学过《击鼓骂曹》，唱念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是“阴阳锤儿”，手不好使，这个戏始终就没唱。在束鹿县京剧团时，我看过孟幼冬唱这出戏。她这出戏特别好。我也想唱，就是我击鼓不行，我父亲不让我唱。我就觉得，怎么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呢，就没完没了地练。包里经常带着鼓锤，时间长了，还把包顶了个窟窿。
要想达到目的，就要锲而不舍地努力，就要老想着它。其实我学打鼓，25年前去米兰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没事就敲。那时候还不行，怎么敲也不行，练它需要功夫，还挺难的。一般人有一只手好使，另一只手不好使，力量一只大一只小，所以我管它叫“阴阳锤儿”。练了很多年，不得法。后来我就下决心，拜“小字辈”为师，跟我们院的鼓师学。一天教我一个点儿，一个星期我努力学才能记住三个点儿，一段“夜深沉”，学了差不多两个多月，每天回到家还要复习。两段鼓，一直学到2013年我去杭州讲学，每天上午还要坚持练习一个小时。在饭店里，把枕头、毛巾、毛巾被一铺，我就开练。到排演《赵佗》时，这两套鼓就用上了。
我经常说“加法”和“减法”，自己进步与否自己是最清楚的。有一次，我看电视上播出苏州评弹，各种流派都有，我一直听到完。它只有两件乐器：一把三弦，一把琵琶，觉得真好听。有时候乐器少了更好听，讲究。演员的输和赢，很显然。在唱念做打方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每戏一得”还是“每戏一失”，这都是我在排《赵佗》时一直在琢磨的。这出戏里用上了一直学习的打鼓，因为我是干这个的，我就要对得起这份职业。我想，这就是艺术家所追求的东西。
传统是一个大宝藏，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库。传统的东西要当宝贝一样爱惜。在恢复传统这部分时我想，我仍然还要努力。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差不多了，但一到进入创作的时候，又觉得什么都没有似的。新的剧目是要排，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要有，这也是追求。但这个东西必须是很自然的，是功到自然成的。因而，功夫需下在平时，要苦心钻研，认真对待，只有这样，出来的东西那才叫新东西，那才叫属于自己的。只有尊重传统、热爱传统、吃透传统，消化完了长出来的东西，那才是最强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