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常万仁这辈子
战乱年代四处逃难
王再萍是潍坊市京剧团的一名演员,出生于北平,跟随父母逃难到西安投奔亲戚,后来因家庭变故,多次被送人。她在开封京剧团结识了常万仁,两人从相识到相知到结为夫妻,同甘苦共患难,相携一生。她的人生经历和大部分人一样,是随着国家命运而改变的。她虽然出生在动乱的旧社会,但主要生活在和平安定的新中国,从事着自己喜爱的行业,用她的话来说,虽然现在体弱多病,但她珍惜今天的好生活。
出生于战乱中 多次被送人1936年,我出生在北平一个贫民家庭。2岁时,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入侵,横行霸道,烧杀掠抢,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老百姓被迫携儿带女四处逃难。我父亲带着哥哥寻路保命去了；母亲抱着我,由姑父护着到了西安姑姑家。住了不多日子,父亲也来了,可只身一人,原来哥哥途中得病,无力医治而夭折。在姑姑家,多添的三张嘴是吃不起闲饭的,于是父亲多方筹资,开了个牌名叫“正大酒馆”的饭店。饭店惨淡经营,勉强过了两年。不久,母亲浑身长疥疮,久治不好,怕传染姑家人和我,孕着身子和父亲离开,去了石家庄。后来听说父亲死了,母亲在哪里也不得而知。那时我刚4岁,需要人照看,拖住了大人外出谋生的腿,就被姑姑送给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蔡慧君拜了后娘,成了她的孩子。后爹我不记得见过,稍大后,听街坊说他在外地当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后娘见我声嗓不错、扬手自展兰花指,笑说是“戏子投胎”,在我8岁那年,送我进了“西安胜利剧校”学京剧。两年学业结束,不少毕业生进了当地的文艺团体；不愿意的可回原籍,每人发30元盘缠。后爹似乎在外面有了人,和家里没了联系,后娘要虑谋生计,就让我以回北平为由得到了那笔钱。几十块钱虽可一下子买不少东西,但过日子维持不了多久,我再次被送出去,到婚后久没孩子的家庭当“押女”——进去打杂,直到这家怀上孩子我再离开——挣点报酬贴补家用。就这样,我被轮换了好几个主。
随后娘去开封 靠演戏养家
1949年5月20日,是我永生不忘的日子——西安解放了!第二天,我给主人家买菜,随着人流到南门看了解放军入城仪式。小小的我,开始要求改变命运,跟后娘说别再送我到谁家,我要走上社会自食其力。我随一些演出团体或个人在城区剧场、街头演出,多是跑龙套,最多一半句台词。此时后爹被俘虏收监,随即街道清理有问题的家庭,后娘被判“扫地出门”。
一个女人能上哪呀,只得回原籍河南开封,我也跟去了,和姥爷姥娘一起生活。寄身这里,更不能呆在家里,我报名参加了当地豫剧团的招员考试,经过试嗓留下了。
很快我上台表演了,报酬是每天2元钱和8个馒头,每天傍晚分发,我都一点不少地拿回家去。开封那地方有点特别,我到现在还没搞明白,不兴吃细而吃粗,他们对白面馒头不感冒,愿意啃玉米窝窝——郊外小麦收割时才1尺高点,好像怕荒了地不得不种似的。姥爷姥娘见了馒头很高兴,赞叹这么快就沾到没养过一天的外孙女的光了。但后娘不屑吃,宁可自己上街买窝窝。我每天时常演三场戏,累得很。虽然我学过戏,可识不了几个字,不想被快速发展的社会淘汰,我想学写字,经常看演职员怎么写自己的名字,有时也盯看海报上大字小字的写法。我报名进了扫盲班,学了半个月,能简单地造句、写信、看报了。同事们都惊讶我进步神速,我心里甜甜的,求知欲更加强烈了。
回到家却另一种气氛,后娘脾气本来不好,加上这里也搞清理,居委会查到了后爹的历史,也宣布她是清扫对象,这真让她无处容身了,致使心情更加败坏,时不时迁怒于我。一天,我拿回馒头,她抄起一个,猛地朝我脸上摔来,我急忙闪开,她捽起我的头发,抓拧我的脸,长长的指甲划破了我的腮帮子。
第二天,我破着相上班,团长问怎么回事,保护不好面容可是演员的大忌呀。我支吾说不小心摔了一跤,他不信,说是肯定叫人打的,我才如实相告,把一肚子委屈倾倒出来。
考上开封京剧团 结识老生常万仁
后来,我听说比较正规的“开封京剧团”招考,就去试,被录用了。很快我有了登台机会,被行家看好,认为多加历练可以成角。我努力工作,人际关系也搞得不赖,被评为开封市行业青年积极分子,还出席过表彰大会。团里就动员我入团,争取政治上的更大进步。但我不敢写申请书,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担心被驳下来没面子。他们就动员我与后娘断绝关系,但我于心不忍,毕竟她收养了我一回,功劳苦劳都有——我最终没有和她断绝关系。在剧团里我结识了老生兼武丑常万仁。他是河南安阳常家庄村人,出身贫寒,自小学戏,河南梆子、坠子、地方小曲都唱过,后攻京剧。他处处关心我,找机会靠近我。下班晚了,就说:“小妹妹,我用脚踏车送你吧。”盛情难却,也考虑到路上不安全,我就跳上了他的车子。每次他都给我讲戏和戏里的人物性格,我朦朦胧胧地想:我将来能找上像他这样有知识的夫君就好了……他风雨无阻地送我,后来又发展到来接我。一天,他终于向我求爱,我吓了一跳:“你不是家中有妻女吗?”他说:“妻是父母包办的,比我大很多,小脚,只字不识,压根反对我走向社会；有过女儿不假,生白喉病死了。现在提倡婚姻自由,我在外她也不幸福呀,长痛不如短痛,干脆离婚……”说着说着,眼里浸满了泪,我禁不住掏出手帕给他擦。他比我大12岁,为了不让我担心,他说:“年龄不是阻挡爱情的大山,我会跨过去的,好好保护你!”他的京剧也是在西安学的,师父是我老师的亲弟弟盖晓云。从戏剧界论门排户看,我俩是学兄学妹,属平辈。我之所以答应,这层关系也起了作用。
演戏成名多方争抢
“开封京剧团”因多种原因要关门,王再萍和常万仁便一起去了徐州京剧团,在那里他们结了婚。在徐州,王再萍开始崭露头角,她有时一人在一出戏中饰演三种旦角。“青岛京剧团”慕名来借调她,她和常万仁在青岛演出了一个月,很快也受到当地戏迷的追捧。后来,俩人又被借调到潍县。在潍县,王再萍在县委书记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亲娘,由此,他们在潍县安家扎下了根。
在徐州崭露头角
“开封京剧团”属私有,台前团长是幕后老板雇来的。因多种原因,剧团要关门了,主要掌事人不见了踪影,戏演不下去,演员没了饭碗。常万仁对我说:“天下哪里也有听戏的,我们到别处演!”当时演员叫“自由工作者”,只要有介绍信,投奔到哪里都可以。我心有所动,但想起了后娘,总要告诉她一声吧。于是回家找她,见她不在,问姥爷姥娘,说是被“清扫”后,不知到哪里去了。我没办法找,就求助常万仁,他说:“你总该丢掉思想包袱,她走是不辞而别,咱走可不算私奔吧?”
于是,老常托人,我俩到了徐州,一起进了当地的京剧团。
1954年,我18周岁生日刚过就和常万仁结了婚,老常早些时候已回乡和原配离了婚。在徐州,我算是崭露头角了,参演了新剧《三不愿意》和古剧《嫦娥奔月》《杨排风》。我一人在一出戏中饰过三种旦角,还反串《四郎探母》中的杨宗保。我文化程度虽低,但记忆力好,教唱三遍,就能记住原句,一板一眼地唱出来。所以,我被誉称“小花旦”“多旦角”等。有了一点小名气,山东“青岛京剧团”要借调我一个月,说示范一两出戏就还人。我提出带老常去,以便帮助料理杂事。此时我们已有了儿子柳青,担心带去影响工作,就把他送到安阳老家跟着爷爷奶奶。
在前往青岛的火车上,老常开玩笑地说:“有个成语叫夫唱妇随,咱俩造了新的,叫妇唱夫随。”我听不出俩词有什么区别,愣着看他,他拉起我的手,在手心里先后写了第一个词的“夫”“妇”、第二个词的“妇”“夫”,我才恍然大悟,忍不住咯咯咯地笑出声来。前排座的一名旅客扭头,看着我说:“咦,你笑声像脆铃,像在戏台上。”我脱口而出:“我就是唱戏的。”那人猛地站起来,手一扬:“旅客们,咱运气好,和女演员一个车厢——能放过她吗?”“叫她唱,叫她唱!”整厢旅客几乎异口同声。我就拉起老常唱了《梁祝》片段,有的还哼唱着伴奏,唱完后车厢里掌声雷动。现在有个词叫“互动”——这是我俩第一次零距离与听众互动,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土壤的肥沃、能施展一技之长的幸福。
借调到青岛和潍县
在青岛,我演了《秦香莲》,老常也上了台。巡回几个大剧场,竟让岛城戏迷街谈巷议。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徐州来要我,这里不撒手,双方自然有了意见,一再隔空喊话,没有结果。1956年年底,山东省文化厅下文件,规定各剧团现有演员一律不能出省,就地待命,听从分配。为发展和均衡各县市演出力量,次年初我和老常又被借调来潍县,名义上当顾问。徐州方面问青岛要人碰了壁,并没善罢甘休,剧团书记、团长亲自来潍,要求放还我俩,潍县当然更有理由不放了,说是按本省指示是从青岛借来的,不知你们是什么套路,要人也不能漫(跨过)着锅台上炕硬拽啊!来人无计,悻悻而归。
对于是不是还回青岛,其实我和老常意见也不一致,我留恋青岛山青水秀、繁荣热闹的都市氛围；老常却从行业未来考虑,说潍县民风淳朴、京剧土壤深厚、戏迷众多、欣赏水平高,大有可为。潍县城里“田翔千戏装社”给梅兰芳、程砚秋等量身定做过戏服,极大地吸引了老常,他前往购过多套,并与主人结为挚友。他一再对我说,潍县养(滋润)戏,咱不再去别处了。
县委书记登门挽留
正当我俩为回不回青岛各执己见时,潍县县委书记唐明起登门拜访来了。他百忙之中进入寻常百姓家,自然有事,他是来动员我们把潍县“当成永久的家”。老常和他聊得投机,我却在旁边噘着嘴。唐书记一遍遍来,苦口婆心挽留,还几次请我们下馆子。最后一次宴请,唐书记还没动筷子就单刀直入,问我有什么事要办、有什么心愿未了。我脱口说出想找失联多年的母亲。唐书记猛一激灵,起身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匆匆走了。
老常阴沉着脸,对我说:“自己又不是没找过,把找娘这道难题出给县委书记,窘得人家连自己掏钱的饭都没吃一口啊!”我却毫不在乎:“他叫咱留下,也是一道难为咱的事啊!都答不出,就两讫了,谁也不欠谁,咱就可以回青岛了!”老常连连摇手,嘴里喊道:“罢罢罢。”
不多时日,唐书记送来话:“王再萍的母亲找到了,来县委认一下吧。”我急忙赶去,一位头发花白的妇女带着哭腔喊着我的小名迎来。旁边的工作人员见状,异口同声:“像,像,像——无须做亲子鉴定啦。”我细听她诉说的分散经过,与姑姑早先对我说的完全吻合。是我亲娘!我们母女抱头痛哭……爹病死在石家庄,娘奶着刚出生的妹妹流落到河北无极县,当佣人十几年……唐书记差的人在石市镇政府的协助下,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终于找到我娘,结束了我们骨肉分离之痛。成我之美的是堂堂的县委书记,代表着党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扪心自问:这个大情怎么报啊?不该有什么私心杂念不听党的话,就留潍吧。老常借机破释我的名字:“再萍啊再萍,咱不能‘再’像浮‘萍’那样漂泊不定啊。”我终于咬咬嘴唇,“嗯”了一声,立马向青岛写了“拒回信”。
唐书记给我们在潍县城里安了家。自此,我和娘相处16年,直到老人家安详辞世。
夫妻齐心共渡难关
王再萍和常万仁因参演新编的《火烧盐店》而被潍县戏迷熟知。他俩加入“潍坊市京剧团”后,参演了《玉堂春》《红娘》《十五贯》等,盛极一时。王再萍1971年作为昌潍地区唯一的学员,到省里接受《沙家浜》阿庆嫂角色培训,又代表全省20名学员到北京学习。
参演新剧反响较好
进入“潍县京剧团”,我和常万仁首先参演了根据当地历史事件新编的《火烧盐店》,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观众也知道了我俩的名字。
1957年末,剧团发展到70人。老常饰生扮净,我唱青衣饰武旦,使得行当齐全,上座率高攀不衰,连连演出《空城计》《群英会》《借东风》《刘介梅忘本回头》等。原“四喜”班有“潍县梅兰芳”之称的孙彦福、“永福”班名角徐德修曾应邀到剧团教演,老常和他们来往密切,互相砌磋,取长补短,多次一起下乡演出。
1958年8月,潍坊市政府决定“大同”、“永乐”两个京剧团合并,组建了“潍坊市京剧团”,成为国营剧团。同年底,潍坊市与潍县合并,潍县的胜利京剧团与市京剧团合并,统称为“潍坊市京剧团”,性质由集体转为地方国营。老常和我加入“潍坊市京剧团”,参演了《玉堂春》《红娘》《十五贯》等,盛极一时。1965年12月,剧团划归潍县(现寒亭区),改称“潍县京剧团”。随即,“文革”到来,演艺事业受到严重冲击。老常业务出色,有人却给他扣上“走白专道路”“业务冲击政治”的帽子。他是个善于控制情绪的人,在外面不多说话,回家却忿忿说:“我们演好样板戏,就是政治红,看谁还敢说我们白!”两口子总是命运共同体,唇亡齿寒,我出身不好,还是少说话为佳。于是,我三缄其口,从不褒贬任何人,谁与我抢角色就让着。我与人无争,没有“艺敌”,也就赢得了人缘。这样从某种程度上助力老常排除干扰,靠演样板戏立住了脚。
代表当地赴京学习老常经常下乡物色在演样板戏中表现突出的农民演员,亲自操琴,择优录用,充实了县剧团,培养了“台柱子”。一旦上级剧团看中他的哪个弟子,二话不说,立马输送。如爱徒陈庆平就去了“山东京剧团”,他曾出演《奇袭白虎团》中的角色。
1969年,省京剧团来函调我,岁数限制在33周岁——我恰这个年龄,若想去,在生日上做点计较未为不可。老常先得到信息,回家说时没做表态,却鬼兮兮地瞅着我,看我怎么说。我说:“潍县是离不开,和这里亲上了。”“还要你去青岛呢?”“天(天津)南(南京)海(上海)北(京)也不去了!”他扑哧一笑,用戏腔说:“正中下怀,在下勿复妇唱夫随矣。”我打趣:“去你还得捞着,谁要你这个老头子!”哈哈齐笑,就过去了。
县剧团排演了《智取威虎山》《龙江颂》《红灯记》《海港》《杜鹃山》等剧目,既配合了形势需要,又满足了群众渴求。《智取威虎山》剧组到青岛演出月余,场场爆满,好评如潮；老常饰演“小炉匠”,把在威虎厅上直面杨子荣的恐惧、惊讶、狞笑、窃喜、欲言而不敢的表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1971年,我作为昌潍地区唯一的学员,到省里接受《沙家浜》阿庆嫂角色培训,又代表全省20名学员到北京,和全国名旦刘长瑜等一起学习,获益良多。
我俩终于熬过“文革”,肉体没受摧残,嗓子保养尚好,迎来了文艺的崭新春天。
1977年,我主演了县剧团新时期第一个古装戏《小刀会》的武旦角色,穿上久违的铠甲,刀、戟、钩、锸在身上手,一气呵成,感觉艺术上迈了个新台阶。
甘为艺术牺牲的常万仁
老常,身高1.65米左右,瘦削,长相着急了点,比实际年龄显老。1979年,县剧团恢复演出传统戏《十五贯》,他扮演了“娄阿鼠”,把人物心理刻画得很到位,观众叫好不绝。他晚年几出戏都是演丑角,一是形象较适合,可塑性强；再就是丑角不易演,“度”的把握困难,青年演员有顾忌——怕观众台上台下划等号,好比电影演员陈强在银幕上演恶霸黄世仁,作报告时一个苦大仇深的战士朝他举枪,出现了惊魂一刻那样——起码留下个不好听的外号什么的。老常说:“别人不演我演,演员就要有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他这样说也这样做,诠释了“角色无大小、无正反,演啥都该出彩”的舞台观。老常还是没有名分的剧团“总教习”,谁上台都要先过他这一关。他深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看到不少演员缺乏唱、念、做、打的“童子功”,尤其文化水平偏低,就着急操心,恨铁不成钢。一粉碎“四人帮”,他就敏锐地感到:倡导20多年的“双百”方针终得落实,演传统戏不再被批鼓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可以放心大胆演了。他把自己当小青年,忙起来白黑连轴转,除自身强化内功外,也见缝插针地给大家“充电”补课,学文言读古典,压腿弯腰练身段。他的“戏压头顶,观众至上”“求红不是错,关键有资本”的戏剧主张,是经得住历史考验和时间检验的。
坊间言及潍县京剧,绕不开常万仁,我也常被捎带进去。有人称我俩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我认为别把“家”叫滥了,一个县市级剧团的演出者被叫作演员或者戏剧工作人,就是很大褒奖。有人还问老常和我谁厉害,谁活在谁的光环之下,并列叫“常万仁王再萍”好,还是称“王再萍常万仁”妙?这是关公战秦琼,毫无意义的比较。我俩曾“夫唱妇随”,也“妇唱夫随”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老常在外是我的领导,我听他的。艺术上有过不同理解和争执,属于正常现象。在家中,他让着我,不过我也不是争强好胜的媳妇,没有矫情苛求。过日子总会锅碗瓢盆磕磕碰碰,他占了理,也是让着仍不服气的我,不高兴了,就上演他的“哑剧”,闷声搞自己的一套,我不搭讪,他不作声,其“抑”尽在不言中,没多久就烟消云散了。
儿孙绕膝安享晚年
王再萍一生演了近30部戏,她和丈夫常万仁同台的戏“票房”号召力格外大,剧组下乡时,周围许多村民是奔着他俩来的,热情的村民还邀请他们到家中住宿。王再萍71岁时应邀到固堤演出,村民们的热情仍不减。在王再萍眼里,观众是上帝,百姓是父母。
夫妻同台大受欢迎
我一生演了近30出整戏和折子戏,包括古剧《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谢瑶环》,新剧《苦菜花》《江姐》《龙江颂》《兵临城下》等。常万仁演了多少无可查考,只知道他主演《罗成叫关》中的小生角色而有了名气。我俩同台在《铡美案》《梁祝》《龙凤呈祥》《桃花扇》中扮演男女主角。凡是我俩的对手戏格外受欢迎,“票房”号召力大。剧组到哪村演出,周围村的戏迷总是不远数十里前来观看,不管酷暑严冬还是农活轻重。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只为来看包公常万仁怎么铡了他老婆王再萍的忘恩负义的丈夫陈世美的。”
冬天晚上演出结束,我和常万仁经常被热情的乡亲接到家里睡觉。他们总是提早把炕烧得暖暖和和的,有一次,老常困乏睡熟了,清晨一看,腰背上竟烙出了燎泡。
我71岁时应邀到固堤演出了一场,几十里路外的鲍庄子、横里路村都有来看的,开演前齐呼王再萍、王再萍,感动得我未成曲调先有泪。演完后,我踏着崎岖不平的土路,去东横沟村看望当年接我们睡炕的老房东。观众是上帝,百姓是父母,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能忘了他们!
1983年,潍县京剧团分成两个承包队,次年4月撤销,少数演员调入省市剧团。我和老常到了市京剧团,也面临改制,我顶了个副团长头衔,没多少实际工作,只带队到乡下演出过。这年底,老常到了60岁,退休了,为照顾他的身体,我也跟着办理了退休手续。有人认为我们还能登台,就邀请一起去“走穴”挣外快,老常婉然谢绝说:“工作就是工作,忘我拼命；退休就是退休,优哉游哉。”
老常患心脏病很多年了,久治没去根,1988年64岁时,因心力衰竭去世。
虽坐轮椅晚年幸福
我已进入风烛残年。三年前,还能到老年活动中心联谊,唱上几句,后来骨折加脑栓,除了同事和票友来看望,跟外界少有联系。我想得开,这不算啥,生老病死谁也无法抗拒。我退休后衣食无忧,孙辈绕膝。8岁的小外孙周六、周日总是来陪我,当我的“金钥匙”,来人叙谈,都是他开门迎送,还时常纠正补充我话语矛盾的地方,真让我感到高兴。这些年我通过自学,书写和文言听读能力可比中学生了,读书、看报等无阻碍。看到京剧被视为国粹,不断有青少年加入进来,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自豪。
坐在轮椅上,我时常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虽然出生在动乱的旧社会,但主要还是生活在和平安定的新中国,从事着自己喜爱的行业,与共和国同步70年,路途虽有曲折起伏,总体上还是平坦的。我在许多时候都得到了人们的关爱和贵人的扶持,比如扮演《杜鹃山》主角柯湘,台上的一个持枪射击动作不规范,昌潍军分区司令员看后,专门派车把我拉到射击场观摩,让一个神枪手示范,手把手教我眼神和动作。诸如此类,对我鞭策很大,为人民演出要一丝不苟,要走心不走神,让观众如临其境、感同身受、心灵得到熏陶才是根本追求。每次演出总结,我都有“下一场必须更好”的强烈挑战欲望；面对赞扬,我总是心静如水,多说别人的长处。乍来潍县定工资,我125元、老常78元,觉得比县里主要领导还高,就主动申请降薪,后和老常分别为95元、50元；1958年,我俩把整整两箱戏装捐给团里；1963年,又合伙把各自3个月的工资全部赞助了建设中的“潍县剧院”；1972年,我俩主动放弃再育机会,收养了一个女婴,视如己出,在困难的票证时代,挖空心思四处给她淘换奶粉、白糖,一连3年……初心就是感谢新社会、珍惜新生活、放眼新世界。我曾任潍县政协常委和市政协委员,老常当过县市人大代表,都为京剧事业积极建言献策,不少意见得到采纳落实。
王再萍口述 张建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