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完结篇)漫说老成都的京剧舞台
漫说老成都的京剧舞台
——摘自《龙门阵》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老成都的京剧舞台面临更为严峻的时代风雨考验。一方面,社会动荡不宁,老百姓生活日益困苦,哪有余钱和闲情看戏?另方面,受到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强力冲击,京剧与川剧、话剧都难以招架;全市电影院比戏院多,前者常常客满,后者门可罗雀。而川剧自有它悠久的历史地域文化优势,拥有广泛的观众群;话剧作为新兴艺术,内容贴近现实生活,名剧层出不穷,颇受文化层次较高(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观众欢迎。比较之下,京剧处境困难得多。
有识者认为,成都这座方圆九里三分的城市,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盆地意识”重,外来剧种难得稳住,外来演员即使唱红也“红”不久长。如京剧“角儿”孙盛辅、关丽卿等人,就曾经靠典当“行头”度日。从实际出发,还得从京剧舞台本身找原因。抗战胜利后,不少外来的艺人纷纷复员还乡,有的重组“班底”赴四川边陲、西康一带开创局面,滞留蓉城的演员已经为数不多,而够得上“角儿”称号的寥若晨星。本身拿不出叫座或有影响的戏来,何况“曾经沧海”、见过大世面的成都观众,口味也提高了,已从图“好看”上升到追求“好看又好听”的地步,所以轻易不买帐。川剧推行“改良”多年,进而向“现代”靠拢,在舞台上大搞五花八门的东西。如祠堂街锦屏大戏院,就敢于推出抄袭美国“泰山”影片的《兽宫虎侠》,尽管不伦不类,但戏票卖得出去,一度观众踊跃。京剧则墨守成规,充其量搞点机关布景,加点音乐舞蹈,如“春熙”那样,已属“海”得不能再“海”了。
一段时期,京剧舞台“专业”演出减少,跃跃欲试的“业余”(票友)演出却日益增多;同时,“专业”与“业余”同台也屡见不鲜。有的票友公开“亮相”后,名噪一时,如女须生熊德辉,男旦钢声君,花脸龙江客(张启良),武生刘钟灵,小生滑执中等等。他们或粉墨登场于“春熙”、“华瀛”,或露演于三益公、沙利文,以及新建不久的“新闻大厦”,为老成都的京剧舞台注入新血液。40年代中期,红遍半个山城的程砚秋私淑弟子赵荣琛由渝来蓉,在“春熙”露演了几晚“程派”名剧和大幕戏《孔雀东南飞》,许多票友参与。1947年,京剧、昆曲两栖的小生俞振飞,偕夫人黄曼云应票界之邀,在“华瀛”演过《贩马记》、《断桥》和全本《群英会》。前两个戏由他与夫人联袂主演,后一出大戏则与众多票友合作。1986年,俞先生率上海昆剧院巡回再度来蓉,深切感受到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谈及往事,感慨万端。还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夏声剧校,以他们一举成名的京剧全本《陆文龙》演于盐市口蓉光大戏院,演员都是少年儿童,其整体水平出乎意料的高,令观众耳目一新。可惜呆的时间也不长,但给京剧爱好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年成都票友界玩票的多,戏瘾又大,平时在票房活动以清唱自娱自乐;有时参加办红白喜事的“堂会”演唱,不取分文,由主家供应烟、茶,最后招待一顿夜宵即可。有不少票友“唱工”不错,韵味十足,俗称“板凳”老生、“板凳”青衣;因纯系坐唱,做表差,更谈不上具备专业演员的基本功。如票界某知名人士,给人说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自己上台则“当局者迷”、手脚僵硬。不过,票友自有其长处。如文化程度较高,懂音韵,理解剧情深。有的票房活动经费充足,舍得拿钱“操”,租“行头”借“班底”,毫不吝啬。少数佼佼者偶尔为慈善机构募捐“义演”,其水平并不次于某些专业演出。这类座票多属摊派,门售的极少且票价奇昂,即使爱好者也往往向隅。我有机会在“春熙”看过一次上述“义演”。那台戏印象较深的是“大轴戏”《四郎坐宫》,由女律师、票须生的熊德辉饰杨延辉,名票男旦钢声君饰铁镜公主;坤生男旦,阴阳颠倒,别具魅力。那晚剧场座无虚席,捧场的特别多,台上两边摆满各界赠送的花篮、锦缎,气氛热烈,票界传为美谈。
40年代后期,“春熙”原有“班底”留下的演员,以刘荣升和复出的花想容为主,王砚如、筱虎辰和重庆归来的徐荣良等加盟,从布后街迁到棉花街原永乐大戏院旧址惨淡经营。因行当不齐之故,除少数传统剧目外,更多的是“新编”连台本戏如《血滴子》、《济公传》。刘荣升主演《济公传》前前后后演了很长时间。戏编得并不高明,除了机关布景便是迎合低级趣味的满台噱头。刘荣升以他固有的号召力,当然不乏老观众,仅以插科打诨滑稽动作取悦看客,怎能发挥他的长处?“角儿”当年的风采为之消退,令人有“明珠暗投”之叹。不过,他们的敬业精神还是应予肯定。解放后,这家戏班更名为群众京剧团,邀来青年武旦演员赵健贞,演过《夺太仓》、《白蛇传》。她表演的“打出手”十分精彩,舞台上刀枪凌空,险象叠出,叹为观止。不久,赵健贞回了上海,这家剧团也奉命于1958年“连锅端”调赴贵州,成立遵义市京剧团。对此,老观众依依不舍。1964年春,他们到成都汇报演出现代戏《八一风暴》,许多人盼望刘荣升回来见面,他因年迈又患病未能成行,不久便听说他病逝的消息。然而,他创造的刘备等舞台形象至今仍活在老观众心中。
1949年初,京剧武生演员筱樊春楼抱着寻师访友的愿望,从宝鸡来成都登台于“华瀛”,随之同行的还有以翻跟斗著名的牛万顺、戴万武。三晚“打炮”戏:《界山口》(又名《怀都关》)饰郑庄公,《驱车战将》饰南宫长万,《螺丝峪》饰徐鸣皋。这三出武生戏既有北派的传统风范,又有南派的“改良”特征。他演全本《连营寨》一赶四,剧中分饰黄忠、刘备《哭灵牌》、赵云、潘璋,充分展现了他“专”与“兼”的艺术特点。一般而言,武生演员多半嗓子差、不能唱,而他不但能唱还演“麒派”老生戏,如《徐策跑城》饰徐策,《追韩信》饰肖何,《扫松下书》饰张广才,《斩经堂》饰吴汉。40年代末的成都,京剧爱好者如云且见多识广,筱樊春楼能很快站住脚,可见他的戏路和表演是受欢迎的。接着,一家从陕西来的京剧班到成都,挂牌公演于昌福馆内昌宜大戏院(今总府街东风商场),与棉花街京剧班形成对峙之势。那家正陆续上演连台本戏《济公传》,而这家则推出优秀传统剧目;从欣赏艺术的心理要求看,观众当然选择后者。它的演员队伍并不庞大,但行当齐全以质取胜,如青衣兼工花衫的董玉苓,须生郭少衡,花脸朱玉良,武丑冯玉增都是科班出身,功底扎实,技艺出众。保留剧目有全本《红娘》,由董玉苓主演;有以生、旦、净唱工为特色的《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由郭少衡饰杨波、朱玉良饰徐延昭,董玉苓饰李艳妃。还有《甘露寺·美人计·回荆州》以及《法门寺》等等。董玉苓台风稳重,水袖干净大方,除青衣花衫戏之外,间或反串老旦演《钓金龟》饰康氏,一段[二黄原板]“叫张义,我的儿——”满弓满调,博得全场掌声。郭少衡、朱玉良的生、净“对儿戏”,如《捉放曹》、《击鼓骂曹》等,各自分饰的角色旗鼓相当。冯玉增的《三盗九龙杯》饰杨香武,《盗银壶》饰丘小义,身段轻而美,动作利落。这些都是观众久违的过瘾戏,也是几年来少有看到的。这家戏班较少门户之见,尊重“外行”(票友),常常与他们同台;参与演出的有龙江客、刘钟灵、郑历如等名票,显得十分活跃。1950年,郭少衡、朱玉良、冯玉增等回北京,董玉苓与少数演员留下,随之参加了川西军区文工团京剧队,同该队原有“班底”如须生王少东等一起,在华兴正街胜利剧场演出新编历史剧《北京四十天》、《投笔从戎》、《逼上梁山》,以及传统戏《龙凤呈祥》等。1952年该队大部分青年演员随军抗美援朝,董玉苓、龙江客、刘淑勤、郑历如等因年龄较大,未能随行。这是一支朝气蓬勃、令人怀念的京剧队伍。
临解放前夕,又有一支京剧班子从西安来到成都,那是胡宗南下属36军的京剧队。演员有老生兼工红生的筱月亭,坤旦段丽君,女须生王素砚,武生孙雁鹏等。解放后,这支京剧队留在成都,以他们为“班底”吸收了王少泉、筱樊春楼、青年坤旦张燕华,又从川西公安厅前进文工团调来蒋叔岩,于1953年成立了国营成都市京剧团。
拉拉杂杂写下这么些漫说的文字,无非略表一个京剧爱好者的“恋旧”之情。因仅凭个人见闻,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作为一点“史料”当龙门阵摆出来,对研究京剧的专家或许有参考之处。述往事,不外乎思来者,我衷心希望祖国的艺术瑰宝——京剧,一代又一代传下去。同时也是我对逝者的怀念,对健在者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