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孝：马先生说“要学民国18年的我”
马先生给冯志孝说戏
我从小酷爱马派艺术，大幕一拉开，天幕上挂着战国车马的装饰图案，乐队也围在后面，显得非常干净、严肃，与众不同。1951年我看马先生的戏就感到又雅又新。当时我们没钱买票，看一场戏很难。幸好我们捡到一个“马连良京剧团”的徽章，每次看戏，我们就戴在胸前蹭进去，然后再从墙头递出来，给别的同学，一个一个往里蹭。就这样我们看了不少好戏。所以拜师的时候，马先生一见我就说:“这孩子我知道，常去看戏。”在学校时我就跟邢威明先生学演了马派的《苏武牧羊》和《借东风》等戏。到中国京剧院，我们排《杨门女将》，我就按马派的方式造魔，结果反映还不错，我的信心就来了。
1961年，一杯清茶，我和学津拜在马先生门下，圆了我的美梦。当时中国京剧院只有袁世海先生演出。袁先生就主动提出给我排演全部《青梅煮酒论英雄》，马先生让李慕良先生根据我的嗓音给我编唱腔，他自己给我设计一顶刘备在《许田射鹿》时戴的硬将巾(一种盔头)，人人称奇。后来袁先生又提出陪我演出《淮河营》，特别是为提携我，他提出把他的名字写在我的后头，孙盛武先生扮演栾布。满台都是老前辈，只我一个20多岁。马先生知道后说:“你们赶上好时代了。”他到京剧院就替我向大家道谢。悄悄地跟我说:“你这个阵容比我的都硬，有世海捧你，孙先生也是我最理想的栾布。”演出那天在广和剧场，肉市那条街人挤人，盛况空前，马先生非常高兴。接着又给我排《群英会》，在京剧院的小礼堂排戏时，马先生亲自到场。大家赶紧从办公室给马先生搬来沙发。马先生坐在台下看一会儿，发现问题就跑到台上来说戏。跑上跑下真不知有多少次，没有人不受感动的。后来李少春先生病好一些也陪我演出了《群英会》，他扮鲁肃，我演孔明。那真是一段甜蜜的回忆，我对马先生是感恩不尽的。
通过学习马派艺术，我有几点感想，不知对不对?
第一，马派是两个综合，一个是唱、念、做、打、舞的结合，样样都讲究，所以人们说他的综合分是最高的，一个是编、导、演、音乐、舞美、剧团管理、演出运作的综合。比如他把《失印救火》扩展为《胭脂宝褶》，移植丁果仙的梆子戏《春秋笔》和《串龙珠》等等，在编剧方面有方法、有构思，他特别讲究舞台调度的科学，讲究舞台画面的协调，讲究剧情的节奏，是一位思想缜密、周到，美学意识非常超前的京剧导演。在表演上他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有一次教我《群英会》中“他笑道周都督用计不高”一句的唱腔和表演，他讲潜台词，也讲内心视象，只是没有使用话剧用语，而且从心理体验到外部表现的结合，提出“手口相应”的表演原则。关于唱腔的风格，锣经的使用，从一个盔头的设计到对“三白”的要求以及要求阵容的强强结合等等，大家都讲过了。他不但能综合思考，而且综合得很现代，很高明。
第二，马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永远走在时代前面。他有一位弟子很早到外省市搭班去了，二十年后再看马先生的戏，全都变了。再看自己也觉得陈旧许多。不过正如梅先生所说，他是合理化的改革，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不是把自己不会的、不懂的都改没了，改得面目全非不像京剧了，那叫“随心所欲没规矩”。
第三，他教学育人的思想很值得研究。别人说他是马派，他总不忘谭派的规范。他要求我们青年人要学他“就学民国18年的马连良”。因为他年轻时灌制了一批唱片，如《击鼓骂曹》、《辕门斩子》和《龙虎斗》等，都标明“民国十八年特请马连良演唱”作为他一个阶段的标志，是学习研究马派的必经之路，更是青年演员循序渐进的学习样板。也就是要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在这方面我们都是有许多经验教训的。
第四，有些人总是把马先生与周信芳先生对立起来，把马先生置于反面，当年康生就对李和曾先生说:“要学马派，开除党。”这不但影响了对马先生的正确评价，也是对马先生的污蔑。1951年，他主动从香港回到大陆；1953年，他主动要求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这是多么高涨的热情呀!我不会忘记，1964年10月的一天，我陪他去演出，在汽车里，他对我说:“刚才我到政协去，听到一个特大喜讯，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我们的中国强大了。”一句话没说完，激动得声泪俱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马先生流泪。这足以证明他的心和祖国已经紧紧地贴在一起了，为什么还要对他如此歧视呢?为什么不尊重历史而扬周抑马，给这两位相交甚密的朋友“拴对”呢?
第五，也就是学津所说的，传统戏要恢复，马派戏要继承，我们不要做败家子。过去马先生排一出戏就立住一出，现在某些剧团排一出丢一出;马先生是精打细算，某些人是挥金百万，这种浮躁心理要不得。我们要把心沉下来，像马先生那样扎扎实实地搞艺术，这是对马先生最好的纪念。
中国京剧 2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