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徽班进京231周年，也是梅兰芳访美91周年，作为中国国粹的京剧，更是全世界共享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的传播，除了陆路之外，向来都有水路传播的传统。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天下戏曲应诏赴京演出庆贺皇帝八十大寿，活动于江南一带的“三庆班”就是从杭州被征调并沿着大运河进京的，它和其后陆续进京的“四喜”“和春”“春台”等徽班对京剧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京剧在北京形成后，又通过大运河等路径由北向南传播，很快风靡全国，并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流传到东南亚和欧美澳等国家和地区，在异域文化土壤里建立了一个“艺术中华”，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所在国的文化版图。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东南亚是戏曲海外传播的繁盛地带。其中，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海外国家——新加坡堪称海外“艺术中华”的高地和海外京剧传播的重镇，在华族特别是福建籍华人的坚守下，京剧在新加坡已流传了128年，在守正中华传统特色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有别于中国母体的新加坡本土化特色。
跨国舞台：艰难曲折的海外传播
早在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出生前，京剧就随着华族移民登上了新加坡舞台，并经历了发端发展、繁荣起伏、衰落重整等艰难曲折的过程，演绎出不同的生命乐章。19世纪末，华人大规模移民新加坡，京剧作为华人先民文化行囊的一部分，也被他们带到了新加坡。新加坡京剧，溯其源流，移植于中国福建。据东南亚最早的华文报《叻报》于1893年12月22日至1894年1月8日连续十八天所做的广告与宣传得知，1893年12月27日至1894年1月6日，中国福建福州的“福祥升京班”，从京、津、沪增聘演员南来，在新加坡哇央街的“庆升平戏园”连续演出，为华人先民带来一阵热烈可亲的故土之风，这是新加坡京剧的发端。可见，在梅兰芳出生的前一年，“福祥升京班”就已带京剧走向海外国家，书写了中国传统艺术海外传播的新篇章。
京剧在新加坡的黄金时代，集中体现在1942年前的四十几年，它代表了京剧在海外国家的最高水平。这阶段新加坡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华族移民不断涌入，华人社会逐步壮大，因应华族越来越强烈的精神娱乐需求，名目繁多的节庆把京剧演出推上了高潮。本地京剧戏班的出现，意味着京剧移植的成功。1920年至1942年，商业戏曲演出盛行，京剧在新加坡也迎来了最辉煌的阶段，出现了几个明显的标志：一是中国的京剧戏班、演员不断莅新演出，尤以福建、上海的居多，不仅带来了精湛的表演，也提升了当地观众的审美品味，演出经常出现戏院门口车水马龙的追剧景象。
京剧的兴盛，压倒之前长期主导舞台的闽粤地方戏。二是演出场所多样化，从传统的戏园拓展到酒店茶楼和大型游艺场。新加坡早期较有名的戏园有梨春园、普长春戏园、庆升平戏园、怡园等，其中，庆升平戏园的京剧表演最繁盛。1930年后，新加坡的茶楼清唱和游艺场的京剧表演越发兴旺。南天茶楼、吉祥楼、醉琼林、天一景、新南唐等的京剧清唱备受青睐，特别是南天茶楼的清唱曾一度红火，培养了众多京剧观众，也给京剧戏班输送了不少优秀演员。集戏曲、游艺于一处的游乐场或大世界在新加坡的纷纷出现，带动了京剧的发展。“新世界”和“大世界”中的京剧演出最火爆。三是1930年代后期，由新加坡业余京剧演员创建的同人组织“票房”应运而生，成为京剧在新加坡的传承主体。平社是至今发展规模最大、生命力最强的业余京剧团体，既满足戏迷对“根”的艺术的执著追求，也发挥了京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功能。
从1942年至1980年，京剧在新加坡跌宕起伏，举步维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京剧在新加坡由盛转衰。漳州总会平剧部、平社、厦门公会平剧组等以京剧为武器，其抗战筹赈义演活动给京剧带来了短暂的勃兴。日据阶段的三年零八个月，京剧活动受到重创，偶有《天女散花》《二进宫》《打渔杀家》等剧目的演出，都是在日本人的威迫之下进行。1945年光复—1965年新加坡独立，是京剧在新加坡的再度繁荣期，业余演剧活动的复兴，商业演出的调整发展，使得京剧在新加坡又呈现出短暂兴盛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艺人回国，中新两国的艺术交流中断，再加上电影电视等娱乐形式的冲击，更加剧了京剧在新加坡的衰颓。1950年代以后，职业戏班走向没落，京剧在新加坡主要依赖票房继续图存。新加坡最后一个职业京剧戏班——赵永春的同乐京班于1957年走向衰亡，此后十几年，社会的变革，票房人财两乏的困境，加速了京剧的式微。
1980年代至今，京剧难逃衰落失语的危险，亟需重整以保存华族文化之根。随着新加坡经济的突飞猛进，文化事业的建设逐渐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如何薪火相传各种族的传统文化成了重中之重。作为表现和传承华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的京剧也面临着如何传承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新京剧艺术的交流，为京剧在新加坡注入了生机。近三十几年来，新加坡中小学华文教育的实施和加强，国家社会艺术理事会等政府文化机构和来自社会公益机构的赞助和支持，以及1995年成立的新加坡戏曲学院等，都为新加坡京剧的薪火相传推波助澜。平社、天韵京剧社，以及新加坡华人新移民卞汇滨和黄平夫妇俩于2009年创办的首家新加坡华族戏曲博物馆成为新加坡硕果仅存的传承京剧的三股力量。他们深入各级学校、慈善机构、民众联络所进行教学或演出，为京剧这一华族传统戏曲艺术奇葩能继续在新加坡多元文化百花园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殚精竭虑。
新加坡化：审时度势的在地演变
京剧走向中国国门，在世界化的同时，也在所在国家或地区经历了本土化的演变。20世纪以来，社会环境的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国人审美取向的转移，都迫使京剧在保留“中华性”的同时，要把“如何本土化”作为首要任务，这是适应新加坡的现实之需，以戏曲革新和文化自救的方式拓展京剧生存空间的有力举措。京剧在新加坡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剧种语言和表演艺术方面。
京剧在新加坡最大的演变体现在语言的本土化上，即用英语取代华语，推出了英语京剧。这是对华语戏曲观念、艺术风貌、审美样式等提出的最大挑战。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各民族保留自己的语言，拥有华语、马来语、印度语及泰米尔语等。英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和全社会的通用语言，用英语表演京剧，既保留了京剧原有的中华性的艺术品味，还加入了国际化的表达方式，有利于把观众群由华人及懂华语的外国人扩展到整个世界。1995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沈广仁导演的英语京剧《救风尘》，就是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东方与西方融合的生动个案。据笔者日前对天韵京剧社的社友林美莲的访谈得知，这出戏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天韵京剧社合作的结果，属于学生的实践演出。英语京剧最大的难题是翻译，《救风尘》做了实验性的探索。
对于来自中国剧本的翻译不是简单的汉译英，而是根据演出的要求与新加坡观众的欣赏特点所做的一种变通式翻译，如在翻译中特意选择中英文相同的字数或音节，以保持京剧唱腔固有的“腔词关系”；着重选择与汉语韵母相同或相近的英语元音作为句尾或拖腔，以体现京剧行腔中对“字韵”的讲究等，其目的在于营造好的舞台效果。至于京剧表演传统中的主要艺术特征如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的“四功五法”，以及京剧表演艺术的虚拟性和程式性等则做了较完整的保留。色彩鲜艳的舞台、华丽精致的戏服、抑扬顿挫的锣鼓，以及在表演中穿插耸肩等美式肢体语言，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生动地传达出英语京剧别具一格的艺术韵味，向观众提供了解中国的另一个窗口。
京剧在新加坡的演变还体现在表演形式的本土化上。从1980年代之后，本土化之路成为京剧在新加坡的必由之路。京剧在表演形式上进行了一些变革，呈现出旺盛的生机。首先，新加坡京剧深受来自福建和上海的京剧的影响，并创新性地推出京剧＋福州戏演员混合演出的奇特景观。据《中国京剧史》所载，1867年左右，京剧自北京传到上海，再向南挺进，到了福建后，又随华人的迁徙被带到了新加坡。1893年最早到新加坡的“福祥升京班”，其班底就是福州戏班，再加聘不少来自京、津、沪的京剧演员同演，“演出的剧目和舞美设计等颇具海派特点，”深受新加坡华族观众的喜爱。将京剧和福州戏的演员合在一起同台献艺的，还有1910年福州戏“新祥和班”，“从厦门加聘八十多名京剧演员南来，渗入该班一并演出，他们是花旦白牡丹、女小武如月樵、红生李荣芳、武生金丝猴和五岁红、武行张金山等”，上演新加坡观众最喜欢的武打戏《水帘洞》《金钱豹》《金刀阵》《花蝴蝶》《四杰村》等剧目，舞台面貌为之一新。
在当今快节奏的现代化进程中，京剧在新加坡面临着更严峻的传承和创新的问题。要使京剧像西方的芭蕾和欧洲的歌剧一样，更好地赢得新加坡乃至全世界的欣赏，需要一个持之以恒、不断探索的过程。文化身份的重建、舞台面貌的革新与文化资源的整合等是京剧在跨国舞台中自强图存的关键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