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和出于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政协全国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要求，与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后，于1950年11月4日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号召国内各族各界人民积极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抗美援朝期间，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了三次赴朝慰问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本文讲述了梅兰芳1953年9月下旬率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为志愿军演出的感人经历。
初到朝鲜
当我们来到遍地都是战争创伤，遍地都是英雄事迹的朝鲜，志愿军同志们以最高的热情来欢迎和招待祖国的亲人慰问团同志们。他们穿着整齐的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奖章、军功章、纪念章，排成一条夹道，将每一束鲜花送到我们手里。我们和他们拥抱着，紧紧握着手，满脸笑容，彼此互道辛苦。接着，战士们把我们簇拥到欢迎会的广场，我们愉快地参加了欢迎大会。
战士们为我们准备了温暖的卧具和丰富的饮食，并且在短期内为我们新建了宿舍，有的房子里面还贴着“高高山上盖礼堂，迎接亲人进新房”的春联。春联中间还有一块写着“战地宿舍”四个大字的横额。当我走进宿舍，第一眼就看到床边白纸糊的墙壁上，粘贴着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合影，还有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留着胡须的照片。再往四面望去，壁上贴满了《醉酒》《奇双会》等彩色剧照，这是志愿军同志为了迎接我们从《人民画报》上剪裁下来的。
虽然接下来在寒冷的气候里、在风里甚至在雨里的表演对任何一个演员说来，都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但是人人都感到特别高兴，每个人只是专心于如何把声音送到最远的后排，如何把动作表演到最适度最优美的境地。看到台下最可爱的观众的笑脸和听到像潮水一样的掌声时，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鼓励了。
露天舞台雨中清唱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广场招待志愿军。我到了后台化妆室，那是一间文娱活动的屋子，里面有书报、棋类、球类等。当中一张长桌子，是腾出来给我们化妆用的。我从化妆室走出，来到广场的后台，舞台是志愿军用木板、木柱花了一夜时间搭架起来的。舞台上面没有顶，只挂着几道幕布，一阵紧一阵的西北风向幕布扑上来，发出呼啸的声音。高高矮矮的电灯架矗立在舞台前面，2万多支烛光集中地照着舞台的中心，志愿军的首长正站在扩音器前面向战士们讲话，说明这次慰问演出的意义。我从侧幕的空隙往外面看，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一直挤到戏台的前沿，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几乎没有了距离。有些人坐在小板凳上，有的席地而坐，旁边一座平台上也挤满了人。再往远处望，房顶上也有人蹲在那里看。主持晚会的同志告诉我，参加今天晚会的可以统计的人数是12000人左右。后来各地部队得到消息，陆续赶来参加，加上附近的居民，看上去总有2万人以上，真是一个盛大的晚会！
这天的节目有《收关胜》《女起解》《金钱豹》，最后是我和马连良先生的《打渔杀家》。当第一个节目——华东京剧团《收关胜》演出的时候，风刮得更大了。红脸扎靠的关胜出场以后，我看见风吹卷了他的靠旗，吹乱了他的髯口，动作也受了限制。风越大，他越抖擞精神，挥舞着大刀，和同场的对手紧凑地开打起来。有些专演文戏的演员们，兴奋地担任了跑龙套的工作。一位演小生的同志，因为对武戏中的快步圆场不习惯，几乎摔倒在台上，但是他们都以最高的情绪坚持下来了。他们感觉到为最可爱的人演出是无上的光荣，最大的安慰。《收关胜》演到一半，天下起雨来，先是淅淅沥沥，后来是越下越大，幕布和台毯都打湿了，但是武行同志们仍然是一丝不苟地轮流翻着打着。这时，我的衣服也溅湿了，就退回化妆室里。10分钟后，外面锣鼓声突然停止，演出组的负责同志告诉我：“《收关胜》演完了，现在休息。技工组同志们正在舞台的左面支架一座帐篷，好让音乐组的同志们在里面工作（因为乐器受了潮是无法工作下去的）。”
我回过头去，看见我的儿子葆玖已经扮好了《女起解》的苏三，红色的罪衣罪裙，穿得齐齐整整的站在镜子面前发愣。我就对他说：“你赶快出去，站在幕后，等候出场。虽然雨下得这么大，但是不能让2万多位志愿军同志坐在雨里等你一个人。”葆玖听我这样讲，就往门外走，正巧两位志愿军的负责干部走进来，把葆玖拦住，叫他不要出去，然后对我说：“现在已经9点半，雨下得还是这么大，我们考虑到你们还有许多慰问演出工作，如果把行头淋坏了，影响以后的演出，我们主张今天的戏就不演下去了。刚才向看戏的同志们说明了这个原因，请他们归队，但是全场同志们都不肯走，他们一致要求和梅先生见一见面，对他们讲几句话。”我说：“只是讲几句话，太对不住志愿军同志们。况且他们有从二三百里路赶来的。这样吧，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以表示我们的诚意。”
马先生很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两个人就从化妆室出来，走到台口。我站在扩音器面前对志愿军同志们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慰问团的京剧团全体同志抱着十分诚意向诸位作慰问演出，可是不凑巧得很，碰上天下雨，因此不能化妆演出，非常抱歉。现在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马先生唱最拿手的《借东风》，我唱《凤还巢》，表示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敬意。最后，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在别处慰问完成后，还要回到此地来再向诸位表演，以补足这一次的遗憾。”
讲到这里，台下掀起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这片巨大的声音盖过了雨声，响彻了整个山谷。二三分钟后，掌声和欢呼声才平息下去，清唱就开始了。马连良先生唱完了《借东风》之后，接着我唱《凤还巢》。
我看到地上积满了水，志愿军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他们却端坐在急风暴雨中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听我唱。从他们兴奋无比的面部表情上，从他们每当我唱完一句、在过门当中热烈鼓掌的动作上，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热爱民族艺术，多么热爱来自祖国的亲人。我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雨水从我的帽檐上往下流，和泪水融汇在一起。
如果说，在通常的演出场合，观众与演员之间还存在着界线的话，那，这里是没有界线的，也没有观众和演员之分，台上台下都忘掉了寒冷，忘掉了风雨，彼此的心情真正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这一次的雨中清唱，在我数十年的舞台生活中，是没有前例的，也是我在赴朝慰问演出当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香枫山“贵妃”风中“醉酒”
有一次，在朝鲜中部香枫山进行慰问，演出的场所是一个在半山中开辟出来的广场，舞台的前面摆着几排木凳子，坐的是首长、战斗英雄和女同志，后面的战士就拿石块当坐席，最后排的观众因为距离太远，只能站在石头上看，两边还停着许多辆卡车，车上也站满了人。台的左面是一排高高的山峰，山腰里横着一个巨大的木架，上面缀满了松枝，白色的木板上画着和平鸽，而保卫和平的战士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倚在树边，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大包厢。
在舞台的左后方用芦席隔成了一间露天化妆室，我就在这里扮戏。周信芳先生演完《徐策跑城》，下场就对我说：“今天台上的风太大，抖袖、甩髯、跑圆场的种种身段都受了限制。”我听他说完，自己就盘算着，今天台下上万的观众，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可是风刮得那么大，太阳照在脸上也影响了眼神和面部肌肉的运用，我该如何把这出戏演好，让大家听着和看着都满意呢？这恐怕是很难做好的吧？
果然，我演《贵妃醉酒》，一出场就感到身段表演的确受了限制。在“海岛冰轮……”的大段唱念当中，我才逐渐找到了在大风中表演的规律：做身段要看风向，水袖的翻动，身子的回转，必须分外留心，顺着风势来做；不然，就要刮乱衣裙，破坏了舞台上形象的美。因此，醉后的闻花、衔杯以及与高、裴二力士所做的几个身段，就需多加几分力量，才能在表演中控制风中的动作。唱的时候也是如此，迎着风唱，会把嗓子吹哑了。可是，还要想尽方法靠近扩音器，使声音能送到最远的一排和高高的山上去。
当我听到台下的掌声，看到他们的笑脸时，就什么痛难都忘记了，只感觉到这些最可爱的观众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给了我无限的温暖，使我不自觉地深入到戏里。
战地宿舍胡琴暖
我们在朝鲜的时候，除了在舞台上作慰问演出以外，还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可能的条件下，向我们最可爱的人进行慰问。志愿军负责招待工作的同志对我们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因此，我们表演的时候，他们往往没有时间去看戏，使我们感到不安。
有一天晚饭后，老舍和周信芳两位先生在散步的时候，听到一间屋里有胡琴的声音，就来告诉我说：“我们今晚组织一个清唱晚会来慰问他们一下吧！”我说：“您这主意很对，最好再找几个人来参加，显得热闹些。”于是，就约了马连良先生一同走到那间屋子里去，山东快书说唱家高元钧先生也披着衣服赶了来。志愿军同志看见了我们，都站起来招呼。老舍先生说：“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整天忙我们的事，也没有机会痛痛快快听一回戏，今天我们特地来跟大家凑一个临时清唱晚会。”接着就向他们介绍我们的名字，大家鼓掌欢迎。
有人提议找我们的琴师，我说：“不必找他们，刚才听见胡琴响，就请那两位拉胡琴的同志给拉一下，更有意思。”一位同志介绍说：“这两位是我们的炊事员牟绍东、王占元同志，他们都会拉。”牟、王两位同志谦逊地说：“怕我们托不好你们的腔。”我说：“不要紧，我们会凑合你的。”
我们的清唱晚会开始了，马连良首先唱了《马鞍山》和《三娘教子》，周信芳唱了《四进士》，老舍说：“我来给你们换换胃口，来一段《钓金龟》吧！”这之后，我接着唱了《玉堂春》。最后，高元钧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两块铜片，说了几段轻松有趣的小段子，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我们烦他再来一个《武松打虎》，他就在两张床当中很窄的地方，眉飞色舞，拳打脚踢地演唱了武二哥在景阳岗打虎的那段拿手杰作。
我们的清唱晚会刚一开始，消息就很快地传了开去，大家都来听，门外空地上黑压压站满了志愿军同志，他们聚精会神地细细欣赏着来自祖国的声音。有的人用手拍着板，有的还轻轻地跟着我们的调子哼腔，同志们说：“像这样的清唱晚会，比看舞台上的表演还要难得啊！”
在赴朝慰问演出的工作当中，京剧团的每一个工作者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许多突击性的任务。我们剧团的机构是以华东京剧团的团员为基干，加上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3位先生和我等少数人员组合而成的。有一个时期，我们因为要分别进行慰问，把剧团的工作人员分为两队。我们是第二队，这一个特殊的小小的演出单位，一共只有18个演员和几位音乐伴奏，以及服装、道具、化妆的一部分技术工作人员。有一次，在开城的满月台广场的慰问大会当中，我们18个演员的剧团居然演出了5出戏：《狮子楼》《三击掌》《追韩信》《借东风》《醉酒》。因为演员人数不够，有些向不登台的后台工作者，也都扮上了龙套。和程砚秋先生合演《三击掌》时饰王允的沈金波同志，一下场就改扮旦角来演《醉酒》里面掌扇的宫女。另外，还有中央歌舞团跳荷花灯舞的几位女同志，临时学了一些必要的身段，也立刻化妆为宫女，很高兴地上了台。这几个戏从前台来看，虽然还算整齐，可是，我们这一小队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后台却是十分紧张。许多已经穿好行头的演员，还忙着兼搞一些配合演出的舞台工作。有的拉幕、有的捡场、有的在幕后对着扩音器报幕。衣箱前面不住有人脱下这件，换上那件。场面上的工作同志只见放下鼓楗子就打小锣，挂起胡琴就拍铙钹。专司化妆、衣箱的“技工队”各位同志的工作更加繁重，他们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总之，为朝鲜人民、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不管在雨里走，风里演，登高山，涉河水，从露天剧场到坑道剧场，大家都是甘心愿意，并引为无上光荣的。
本文选编自《支援抗美援朝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