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京剧界掀起了一股拜师风。拜师学艺这在梨园界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股风刮的很突然、很猛烈，倒叫人觉得有些非寻常，像是在赶运动。
1961年11月22日，在北京人民剧场前楼大厅举行集体拜师仪式。12名优秀青年演员向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李多奎等艺术家拜师。北京戏校实验京剧团的张学津和中国京剧院的冯志孝拜马连良为师，中国京剧院的孙岳、施雪怀、蒋厚理拜谭富英为师，中国京剧院的杨秋玲、夏美珍和北京戏校实验京剧团的李玉芙拜张君秋为师，中国京剧院的吴钰章、北京戏校实验京剧团的孟俊泉拜裘盛戎为师，北京戏校实验京剧团的李宇秀拜赵燕侠为师，北京戏校实验京剧团的王晓临拜李多奎为师。这一年，中国戏校实验京剧团的李长春也拜了裘盛戎为师。这次集体拜师活动在戏曲界引起轰动，新华社对此专门做了详细报道。
这一年，谭富英还收徒刘志广、赵燕侠收徒于月仙、张君秋收徒张芝兰、李少春收徒马少良和卢英林。现在还留有当时集体拜师的合影照片。
1961年7月活跃在江南的武生泰斗、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盖叫天先生应中国京剧院邀请来北京做示范演出。当时已75岁高龄的盖老连续演出了《武松打店》《恶虎村》《洗浮山》《英雄义》等盖派重头武戏,轰动了北京。中国京剧院两位功成名就的文武老生李少春和短打武生张云溪正式拜盖叫天为师。北京的武生界掀起了学习盖老和盖派艺术的热潮。
1961年12月16日，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拜师会上，周信芳在北京收了四名徒弟，他们是：中国京剧院一团的李少春、二团的李和曾，云南京剧院的徐敏初和江苏常州京剧团的明毓琨。
1962年3月，以武汉市京剧团的著名武生高盛麟和北京京剧团头牌青衣张君秋两人为主，各带一个演出小组进行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演出，当时《人民日报》将这种演出形式称之为“走马换将”。这次走马换将，文化部还下达二人各自收徒任务。张君秋在武汉收了陈瑶华、王婉华为徒。高盛麟在北京收了北京京剧团的杨少春，杨少春是已故杨盛春之子，高盛麟和杨盛春同科学艺感情深厚，教授杨少春义不容辞年。武生前辈茹富兰找到高盛麟坚持要高收其子茹元俊为徒，茹富兰是高盛麟的老师，高怎敢接受茹元俊为徒，但在茹富兰的坚持下，茹元俊正式磕头拜了高盛麟。后来中国戏校毕业的武生李可和俞大陆也拜了高盛麟为师。随高盛麟进京演出的武汉京剧团的陈鸿钧拜了裘盛戎为师，李多奎则收武汉京剧团老旦演员芦慧秋为弟子。
在这一两年时间内的拜师收徒活动呈现出几个特征，令人玩味。首先，拜师活动密集，人数众多。过去戏曲界拜师都是个人行为，某个刚出道的青年演员为了深造和提高技艺或仰慕某位大师，经人说和，于是拜这位大师为师，以后便成为X门弟子。当然，也有的人孜孜以求但也未能如愿，如李世济从小噬戏如命，追求程派，甚至认程砚秋为义父，戏是学了，但拜程师却未能如愿，直到程砚秋去世，拜师成了李世济的终身遗憾。
而60年代的拜师活动和过去不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人员众多。北京京剧团马谭张裘赵和李多奎6位艺术家举行集体收徒仪式，拜师的年轻演员多达12位。周信芳1961年12月在京一次竟然招收4位徒弟，这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过去师傅收徒弟慎之又慎，既为徒弟负责也为自己名声负责。现在都是组织安排，组织推荐，而师傅收徒弟也成了任务。所以，一些老艺人感叹说，现在年轻的演员们多幸福啊，连拜师父的事都给你想到了，安排好了。
解放后，戏曲界实行“戏改”，即改制、改戏、改人。改制就是要对旧社会学戏的科班制度和名角挑班演出制度进行改革，师徒关系正是维系这种旧制度的一种体现，解放后虽然对拜师收徒没有禁止，但拜师活动也不会太张扬，名师收徒也只局限于个人行为，低调进行。60年代初的这场拜师收徒活动大张旗鼓，声势浩大，显然不是几个名演员所为。1962年中央文化部和北京市委明确要求各剧团挖掘老戏、继承传统、叩拜名师，可见这场拜师风是大有来头的。张君秋一次进中南海演唱，主席和他谈话，还特别询问了他在武汉收了两位徒弟的情况。如果联系到1957年开放“禁戏”的措施，那么现在提倡拜师，继承传统，发扬流派艺术就是一脉相承的事情了。可以说，这股拜师风体现了戏曲政策上的某种调整，这对于推动京剧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拜师学徒就是要向师父学习技艺、玩意儿，不然的话就是徒有虚名。周信芳1961年12月在京收了4个徒弟，外地两位不太熟悉，而中国京剧团的李少春和李和曾，北京观众太熟悉了。李少春是文宗余、武宗杨的文武老生，李和曾是高派佼佼者，两位皆是京剧院挂头牌的台柱子，本身都具有收徒的资格，怎么如今又拜了周信芳呢？麒派艺术的确好，没的说，李少春和李和曾从麒派艺术那里汲取营养也是天经地义，但这和师徒关系可不是一个概念。李少春在几个月内文拜周信芳，武拜盖叫天，这在剧坛上也算是奇事了。为此，李少春还发表文章做出解释，高度评价赞麒派和盖派艺术，赞扬了两位艺术家的对艺术追求的精神。显然，安排李少春、李和曾、张云溪的拜师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周信芳和盖叫天的精神和风格，这就给拜师蒙上了政治色彩，拜某某为师成了向某某同志学习的口号。有评论说，这个拜师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给予周信芳和盖叫天个人的荣誉。这一点盖叫天也看明白了，他在拜师仪式上赠给两位徒弟的礼物是马鞭，有人解释是“各奔东西”之意。盖老明白，国家给予的荣誉归荣誉，“拜师”只是个仪式，各自的艺术见解与风格流派不可强求一致。
说了这些，60年代由国家主导的拜师活动的积极作用依然值得肯定。马连良先生去世的早，多亏有张学津、冯志孝等弟子的传承，文革后他们分别在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挖掘整理、排练演出了大量马派剧目，使得马派艺术发扬光大。张学津还给马连良生前的演戏录音配了像，使得这些剧目得以流传。遗憾的是，如今张学津已病故，冯志孝也退休多年，偌大一个国家京剧院现在竟然缺少一位马派老生，唱《借东风》《甘露寺》还要外邀北京京剧院的朱强，可见流派传承之重要和紧迫。于是更加怀念60年代轰轰烈烈的拜师热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