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玉蘅老师生于1925年，辽宁沈阳人。是纯正王瑶卿弟子。
何为纯正？就是只投“王门”，而没有拜过其它名家之人。
凡属王门纯正弟子，姓名均以第二字为“玉”、第三字为草字头的“中东辙”进行取名排序的。如：程玉菁、王玉蓉、于玉蘅、罗玉蘋（中华戏校侯玉兰、李玉茹、白玉薇等名字皆不属“中东辙”）。
假如同时拜了其它名家，再拜王先生，包括兼学其它旦角流派之人，便没有这种资格待遇，进行排序取名了。如：新艳秋、华慧麟、李香勻、梁小鸾……
产生此轶事之主人公共为三人：除了于老师之外，还有李滨声先生与尚长麟先主参与其中。
画家李滨声先生，与于玉蘅老师在沈阳中学时代既是同龄校友，滨声老师亦生于1925年，比于老师年长半岁。1946年迁居北平，解放之后，一直在北京宣传部门供职，1952年分配到《北京日报》工作，时任美术编辑。
尚长麟先生为“四大名旦”尚小云前辈之二公子，生于1931年，自幼在“荣春社”学习旦角，是尚长春先生（武生）之弟、尚长荣先生（净角）之兄。解放后落户济南，为山东戏校负责人，主管戏曲教育工作。长麟先生虽比于、李两位老师年小6岁，但与于玉蘅老师仍有两项工作性质相同：
1、专攻京剧旦角艺术。
2、同是戏校之老师，亦为戏曲教育之能臣。
因此使得三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某一特定物件，共同编织了一个奇特有趣之轶事。
话说1961年左右，福建某高甲戏剧团（可能是泉州地区团？）进京，李滨声先生观剧之后，画了一幅彩色厚纸速写，送给他的同学于玉蘅老师，于老师把此幅画作，並未收藏于家中，而是安放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
于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每次找同学训话，同学们都少不了斜视一下玻璃板之下李滨声先生的这幅画作。似乎画中人物（三个花旦、两个丑角）的大眼睛也正与自己相对而视。
自1956年滨声老师在《北京日报》发表了马、谭、奚、李（和曾）、陈（少霖）五位京城极品老生演员合演《四郎探母》的碳笔速写之后，名声大作。他与阿老、李克瑜三位先生的舞台速写，可以说是当时北京各大报纸的一幅金字招牌门匾。对于当时有着一定数量的北京文盲来说（他们对于报纸是不看文字，只翻看画图的老年中下层人士），这些市民应该不在少数，而这部分群体，基本属于普通劳动者，走街串巷，广泛闲谈。对于滨声老师的欢迎赞赏程度，更是热情有加。
况且阿老、李克瑜先生创作范围则是侧重舞蹈方面的速写，只有滨声老师专攻戏曲门类。所以他的漫画速写，更是广为戏迷群体所熟知与热爱。
当时中国还没有产生电视，对于北京的各类文娱活动（电影、舞蹈、曲艺、话剧）相互比较，确是戏曲门类最受欢迎。一般传统戏曲在戏院演出进行之中，舞台灯光一直处于明亮状态，基本没有什么“暗转、掐光”之类，剧场服务人员对于观众之管束，也不甚严格。（部分戏院的观众座席之中，可以随便吃东西、剥桔子、嗑瓜子、吞云吐雾。）因此这种随意祥和氛围确是广为普通市民百姓最为欢迎喜爱的，京城市民有时把在戏院看戏完全当作了一个社交场所，这一时期，戏曲发展神速。
1964年大演现代戏之后，我有一次走进于老师办公室，发现于老师的玻璃板已经出现多条破痕，裂纹之处由透明胶纸进行着粘合。（那个时代，虽未广泛使用钢化玻璃，但已有透明胶带面世。）
于是，我便向于老师问起了玻璃破碎之源由？
于老师回答说：尚长麟先生作为山东省戏曲教育界之领导到北京参加戏曲教育方面的会议，闲暇时间到办公室看望自己，当他发现了李滨声先生的这张彩图之后，便饶有兴趣趴在上面仔细欣赏。也许因长麟先生身体较胖之原因，当他的两肘同时接触玻璃板的某一瞬间，只听“劈拉”一声，玻璃板便出现了多条裂纹。
于老师如此解释说。
不久之后，于老师从玻璃板破碎之现象，似乎领悟到了传统戏曲所面临的的危机既将到来了。
过了几天，便到了1964年秋冬之季，全中国大演现代戏之后，中央文化部下达通知命令：为了巩固强化戏曲现代剧创作之成果，全国暂停一切传统旧剧与新编历史剧的演出工作，为了紧跟革命步伐，歌颂工、农、兵，于老师的办公桌上面，这几个古代的“花旦与小丑”连同那块带有多条裂痕的玻璃板，便都不见了。
我想它们很可能是被于老师所清理了，也许是这些“花旦与小丑”随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同躲进了历史的博物舘，或者是随着其它传统“四旧”钻进到仓库角落里去了。
2016年12月，温如华与李滨声老师、于玉蘅老师在万寿酒店，于老师92岁寿宴合影
十几年之后的1977年，我再次走进了母校的“山”字形教学楼中，当跨入到二层的走廊之时，似乎又隐约听到于老师教学的声音，我推开了教室门，在门缝中看到于老师正为学生上课。于老师见门外有人，便走出教室，见到我说，根据上级精神：
样板戏存在政治问题，不能继续作为教材，进行授课了，
传统戏也不是歌颂工农兵的，因此更不能给学生们灌毒了，只能教一段杨秋玲当时的唱段“绣金匾”，作为旦角学习的教材使用。
这段是万瑞兴编写的一段“南梆子”唱腔，当第一句唱道：
正月里闹元宵，
金匾绣开了。
于老师接着说：这段唱腔倒是保留了当年梅兰芳先生在《三娘教子》中“南梆子”的唱腔精华。
而杜近芳在《白毛女》中第一句，也是这么唱的，所以教这段唱腔，也算是把老戏、新戏里的精华部分，都传授给学生们了。
“见着近芳，我也不能唤她为‘师妹’了，只能叫一声‘近芳同志’”，于老师幽黙地说道。
再次与于老师相遇，便是他退休之后的时段了。
记得他晚年最常说的两句话就是：
师父教了老王玉蓉、小王玉蓉母女，
我也教了沙淑英、吴红母女；
教了艾美君、叶芳母女；
教了白玉玲、唐禾香母女；
为了京剧的传承工作，我也是教了两代人。这一干也是几十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