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宣统三年（1911年）的正月十四。当时我家住在北平城的西便门。我父、兄都是戏迷。我父亲能拉两下胡琴，长兄爱唱老旦。当时我家附近烂漫胡同的“常熟馆”里有个叫“娱乐雅极”的票房；校场口内也有个称“余暇寄友”的票房，我常随兄前去玩票；清唱一出《遇后龙袍》，兄唱老旦，我来花脸，很是尽兴。
我“投师下海”是在1928年。由一位叫沈庄的盲老头引见我拜在了张春芳先生的门下。张师父是“长春班"坐科出身，收我时他已经快四十多了。师父一生收有不少弟子，都是排“奎”字的，“泉奎”这个艺名就是拜师时由师父给我起的。师父看中了我的艺术条件，寄厚望于我。他以金（秀山）派演法传戏给我，为我说的开蒙戏是《高平关》。
在我拜师后的第二年，师父领我去找杨小楼的姑爷刘砚芳，请他收我到杨的班社里“效力"。刘先生原本唱老生，后专做了杨小楼戏班的班主。我师父当时也在杨的班里做小管。刘先生能拉一手好胡琴，那天便亲自操琴给我吊了一段《锁五龙》。我当时年轻，嗓子正冲，一段《锁五龙》唱罢，刘先生连声称“好"，即对我师父说：“下礼拜就上买卖吧！"这样，我进了杨小楼的班社，开始了粉墨生涯。
我在杨的班社里头一年“效力”只挣八吊钱的车马费。从第二年开始才正式拿一场戏两块银元零二十吊钱的戏份。杨小楼那时不唱夜戏，演出几乎都在白天。常在华乐戏院（今大众剧场）演出。我头一次登台即是与徐霖甫先生（唱老旦）在华乐合演《遇后·龙袍》。
我初登台时，正值京城舞台上铜锤花脸一行“断门”二十年的青黄不接之际，此时金秀山、刘永春、郎德山等早故，舒子元、德子文、时玉奎、裘桂仙等老先生也已上了年纪，唱铜锤的后继乏人。我登台后搭班很多，更得以与一些前辈名家同台，使我获益匪浅。记得在与裘桂仙先生一同搭班时，我常为他配演姚刚、小黑。裘在晚年嗓子不济，也常由我代替他上场。
1931年，我搭尚小云的“重庆社"演出。此时谭富英正给尚“挎刀"（挂二牌）。我们三个人唱的调门合适、尚小云提出合演《二进宫》。于是我们在“哈尔飞"戏院（今西单剧场）演出了一场。由于此剧在当时掩迹已久，乍一演来，十分轰动。到1935年，谭富英自己组织“扶椿社"，独挑大梁，我在他的班里常贴演《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仍是以单折演出的，由富英和二路先生宋继亭、哈宝山分饰杨波。富英当时也正年轻，嗓子好，心气高，他找我商量：“咱们能不能把这三出戏拴在一块，连起来唱？”我明白了他的心思，自己也有这个心劲，但又想到花脸要连唱三出更费气力，况且又史无前例，便说：“恐怕我顶不下来！”富英一再恳求试试，我就答应下来了。头一场演于吉祥戏院，富英扮杨波，我演徐延昭，旦角是王幼卿。三出戏连着唱下来，我感觉还好，富英非常满意，观众更是欢迎。连演数场很是叫座，从此《大•探•二》就唱红了。
随着演出的日益增多，我便留意对一些旧的服装、道具进行翻新改制。像徐延昭怀抱的铜锤，原来只有个形儿，包上块红门旗就成了。我觉得这样过于简陋，就自己设计了一个新的：金色锤头，攀龙漆金锤把，在锤下再系上两个黄绸彩球。比原用的精美、适用多了。另如徐延昭戴的侯帽，又称“台顶”。从前，它两侧的耳子只是两缺涂银的片子，很粗糙而不够气派。对此我曾改过两次：先改成涂金挂穗子，仍觉小气，就又加大两片，镶以点翠的图案，使之显得精美、大方。随后，我又制了几件绣金蟒，进而使舞台上的定国公形象有了很大提高。
《大•探•二》一剧，自我初演到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先后与王又宸、言菊朋、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李少春（只演《二进宫》）、雪艳琴、言慧珠、张君秋、李宗义、李鸣盛、沈金波等合演。其中同宝森、君秋的最后合作，是1951年在香港。1956年和1958年，我随团出访欧洲时，曾两度将这出戏带到国外，演出大受外国朋友的欢迎。（王硕 整理）
（摘自《戏剧报》 1988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