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先生当年率领剧团出国演出，目的是为了广泛地向外学习，更进一步地来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过去的反动政府对待戏曲艺术是漠视的，是摧残的，哪里能像今天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重视民族艺术，不断地组织剧团与兄弟国家交流学习呢？这在当时来说是梦想。
因此，我们出国演出是有很多困难的。第一是经济上的困难，记得梅先生在出国前向友人借了五万元，后来估计还不够，临行前又在上海大新舞台和天蟾舞台演出了一个时期，增加了点儿钱，这才解决问题。其次就是西洋人是否欢迎京戏，有人说“西洋人不喜欢戏太长”，一听之后便把戏设法改短，或者选出精炼的场面重新排练，等这些都准备好了，这才出国。
我们赴美洲是1928年1月，从上海乘的加拿大“皇后”号，因为船大不能进港口，是先乘小轮船再上大船。记得梅先生因向友人告别，暂留在岸上。谁知当梅先生还未到，已经是开船的时间了，大伙儿的心真是焦急万分！一刹那间，从斜刺里有一条小轮船如飞地赶来了，仔细一看船头上站的是梅先生。“皇后”号的船长见到了小轮船，便指挥大船减低速度，小船很快地就靠近了船身，梅先生由舱底进了大船，大家一颗焦急的心才算平静。
船出了长江口，涌进了浩浩无边的海洋，回首祖国，已杳在一方了！经过两天一宿的航程，在1月20日下午三时抵达日本横滨。我是第一次渡洋，开始时受不住颠簸，头晕呕吐，不久也就习惯了，觉得海洋很可爱了。当我们来到横滨港时，先进入我们眼帘的是日本秀丽山峰，沉浮在水面上，美丽得很！
在日本逗留了两天，为了感谢日本艺术家们和华侨同胞的欢迎热情，梅先生还演了一次戏。
2月2日抵美洲的温哥华，经西雅图到了纽约。在加拿大“皇后”号船上，有一件使我不能忘记的事，就是我们吃不惯西餐，船上的华工同胞知道了，就以全体华工的名义送了两桌中国菜给梅先生。他们那种热情，当时感动的我们真是莫可言喻。
还有就是在旧金山的几次演出，欢迎最热烈的是华侨同胞，每天都是争先恐后地购票，每一出戏他们都报以最大的热情欢呼鼓掌，有很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当时华侨同胞这种激动的内心是可以理解的。旧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低下的，华侨在异国求生，不知受了帝国主义多少非人的虐待，一旦在异地见到祖国的亲人，这种心情是必然的。
每次演完后，大家都是依依不舍地离开剧场。时至今日已几十年了，回忆起来犹如昨日之事，谁知几十年后今天的祖国，已不是几十年前瘫痪腐败的旧中国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解放了自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想远离祖国侨居在异国的同胞，亦当扬眉吐气了！
我们出国的人数近二十人，除梅先生而外，有刘连荣先生（花脸）、王少亭先生（老生）、朱桂芳先生（武旦）、吴玉玲先生（与朱桂芳对把）、另外有姚玉芙等武场连我七人，梳头一人，砌末二人。当时人少，场面也要上场，我就演过《打渔杀家》内的教师爷。
舞台装置完全是中国宫殿式，例如红栏杆、隔扇屏风、台顶上挂宫灯、门帘台帐、绣花桌围、靠背椅，一切都按在国内演出一样，所不同的是更美化了，另外就是场面在屏风后面，演出前用前奏曲（即用笛子吹曲牌），然后报幕、开演。演出的剧目有《盗仙草》、《青石山》（改名为《斩白狐》），这两出戏是由朱桂芳、刘连荣两先生合演，《霸王别姬》一场改名为《剑舞》，《汾河湾》改名为《鞋的问题》，《麻姑献寿》内耍盘子一折改名为《盘舞》，还有《打渔杀家》等。
1935年，我们又赴苏联演出，当我们进入这个伟大的国家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胜过其他所有的国家。苏联人民那种深厚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苏联的艺术家们谦虛、真挚地和我们在艺术上进行研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他们对艺术的高深精辟的见解，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帮助与提高的。也就在那一年，我们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梅先生会见了世界著名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先生。到苏联的演出，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艺术生活里最光辉的一页。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有一个姑娘名叫金娜，她是莫斯科人，是协助我们剧团在苏联演出的一位姑娘，为人热情爽朗，不管是在莫斯科或是列宁格勒的时候，她终日为我们剧团细心地工作着，对我们的演出和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至，从早到晚少见她休息，如在列宁格勒时，在休息期间，她不顾疲劳引着我们去到列宁格勒的故宫、彼得教堂参观，虽然我们在交谈中由于语言的隔阂而不能尽兴，然而她总是想出方法使我们能够了解她的介绍。
金娜姑娘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又勤于学习的人，经常跟朱桂芳先生学练把子，进度很快，并且学得非常准确。她特别喜好音乐，经常叫我教她拉胡琴，有时我练琴，她就在一边仔细地看和听，在当时来说她能听出西皮、二黄的很多调门，因此她学习了不少的京剧知识。当我们要向莫斯科告别回国时，她送了我一个洁白精致的玉石雕成的小石象，并且告诉我说，这是苏联人的风俗，送象是象征着送给好友幸福，我高兴地收下了她的礼物。最难忘的是临别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和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珠，特别是我们，感动极了。
摘自（《徐兰沅操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