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苹饰演《周仁献嫂》中周妻。受访者供图
四十年没有登台，再次登上武汉京剧院的戏台，92岁的杨菊苹捧回了中国戏曲表演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
孙女郭薇娜一直以为奶奶不过是老房子里的一个普通婆婆。这些年，她退居家中，伺候一家老小，过着隐居般的生活。直到目睹其昔日光彩，她像是重新认识了奶奶，“她是一座永远到不了的高峰”。
八岁登台，杨菊苹先后师从父亲小杨月楼、梅兰芳等大牌京剧明星，在上海红极一时。在武汉演《人面桃花》更是别具一格，成为武汉京剧院的招牌人物之一，先后赴朝、赴藏演出。
在戏中，她是《人面桃花》的杜宜春、《雁门关》的萧太后、《三上轿》的李十娘……人们看了她的戏都说，“才知道什么叫唯美”。
近一个世纪，她的人生足以丈量几代人的变化。而经历过最红、也有最低谷后，她只愿“平淡就好”。几十年问，她还在给年轻人教戏。
■十里洋场
来自沪上的“角儿”
“当年红极了，但这不是我要的表演，只是被生活所迫。”
“她继承了王瑶卿、梅兰芳和其父小杨月楼先生的表演艺术：功底深厚，扮相绝美，唱功水妙脆响，做功娇媚大气、动情传神，成功地塑造了无数的舞台艺术形象。”说起杨菊苹，中国戏曲表演学会名誉会长胡芝风难掩敬意。
杨菊苹的代表作《人面桃花》，常被形容为“红极一时，久演不衰，汉皋菊坛往事盛迹”。而在京剧这行闯出的这点儿成绩，在当初，她的父亲小杨月楼可并没有想到。“原本他是不想我走上‘戏子’这条路的。”
当年，小杨月楼与梅兰芳一样声名赫赫。可他仍有种传统的观念，认为“戏子总被人看不起”，因此从未手把手地教给女儿真正的“杨派”京剧。
跟着父亲的戏班子闯荡“江湖”，耳濡目染，杨菊苹却免不了受到影响。
1948年小杨月楼去世后，杨菊苹担起了抚养娘家弟妹的责任，也担起了继承杨派京剧的重担。
为了维持生计，她开始表演时装戏，“会什么，就演什么。”那时候，杨菊苹唱得最多的就是《纺棉花》和《戏迷家庭》。戏中除了表演地方戏之外，还穿插了流行歌曲。
这在当时并不多见。观众也是冲着她的唱功去的，“用自己的嗓子唱，不用麦克风。”
“当年红极了。”唱一场《纺棉花》，她就可以拿到两根金条。“但这不是我要的表演，有点不务正业，只是被生活所迫。”
1948年，应麒派大家陈鹤峰之邀，杨菊苹和丈夫郭玉昆来到武汉演出，盛况空前。演出结束，陈鹤峰出面挽留这两个来自沪上的“角儿”。
因为对留在武汉“一点把握也没有”，三个月后，他们还是决定回到故乡上海。可在送别的码头，一位女演员泣不成声，这种不舍让杨菊苹心软了。她喊了一嗓子“不走了”，就这样，性情中的她留下来了，从此告别了父亲闯荡一生的“江湖”。
■朝鲜战争
医院、前线、战壕，为战士演出六百多场
“前线有多少中国人牺牲了，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还怎么打赢仗？”
1953年，全国组织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在朝鲜前线进行慰问演出，武汉京剧团也在其中。
都知道，这是一场需要面临生死诀别的出行，团里没有一个人报名。杨菊苹决然在黑板上写下了她和丈夫，以及两位兄弟的名字。
回家后，母亲跟她大吵一架：你自己去就不说了，我俩儿子万一也回不来，你让我怎么办？
一心想去前线的杨菊苹不依不饶：“前线有多少中国人牺牲了，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还怎么打赢仗？”
就这样，她撇下几个孩子，丢下一份遗书，踏上了赴朝之路。
六七十人，坐着十轮军用卡车，为了躲避流弹，车子只能夜间行走，在路上的一个月里，一直没水洗漱，这个曾经风靡十里洋场的漂亮女子，咬紧牙关挺了过来。
接下来的时间却让她见证了生死。杂技团的一位演员，眼睛被炸飞，在舞台下方观看演出的志愿军战士，明天过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这些反而让杨菊苹不再害怕了。她看到朝鲜小孩大冬天里穿着破旧的单衣，就把自己的毛衣脱给了他们穿。她的脚扭伤了，但一想到那些可爱的志愿者，仍然忍痛坚持演戏。
她和其他演员冲过炮火封锁区，在前线的舞台、广场和坑道里，为战士们演出了六百多场节目，从医院，到前线，到战壕，枪林弹雨，四处奔波。
将近四个月过后，载着一行人的火车终于停靠在武昌站。
杨菊苹的小儿子郭伟还记得父母亲穿着军装神气威武的样子，当年在洪山宾馆举行宴会时，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拍着郭伟的脑袋说：“小鬼，没想到你爸妈还能回来吧？他们差点就没能回来。”郭伟这才明白，父母的这场久别，原来是去了“生死一线”。
从朝鲜回来以后，杨菊苹做了一场手术，医生说，是因为长期颠簸引起的。
■十年“文革”
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
“后来活下来再去看，能活着过来，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文革十年，对任何一个亲历者来说都是一场浩劫。杨菊苹也没有躲过。
郭伟记得1966年的夏天，他从外地回到家里，为他开门的母亲“一直弯着腰，90度，根本没有去看门前站的是谁。”看到母亲如此，郭伟吓得眼泪哗哗地落了下来。杨菊苹纳闷，“红卫兵怎么会掉眼泪？”这才抬起头来，母子两人相拥而泣。
那一段时间，丈夫郭玉昆被打入牛棚，她也被戴了“三名三高”帽子。“从来不敢抬头看人”。
那场斗争里，她和郭先生的名字都被红卫兵贴了大字报，“一个字就有一张报纸那么大，挂在家里的房门和墙上。”说起当时的往事，杨菊苹几乎没词继续，“那那那，说不成……”
无休止的批斗和侮辱，对身心无限制的摧残，亲人、朋友、师生之间的背叛，一时间，让很多人无法承受，选择了跳长江大桥结束生命。傲气的杨菊苹也一度打算在这样的压抑和绝望中告别世界，“一了百了”。那天，当她准备好从窗口一跃而下的时候，恰巧被剧作家王珂先生看到，一把拉住了她：你要是这样了，孩子们怎么办？
杨菊苹犹豫了。尊严重要，自己骨肉更重要，经过王珂先生苦言相劝，她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后来活下来再去看，能活着过来，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杨菊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