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汉口大舞台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所接管，改名为汉口人民剧院（以下简称为“人民”），负责人为张益民及傅振魁、关正明剧照朱育楚、金碧涛。为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娱生活，“人民”专聘各路名角前来演出。如当时在香港的马连良和张君秋，就是由中南文化部派人由香港接回武汉演出的。他们在“人民”演出了《三娘教子》等剧。原民众乐园的大舞台则改名为“武汉京剧院”，作为中南京剧团（后名“武汉京剧团”，简称“武京”）的专用剧场，这时的“武京”也常到武汉三镇的各个剧场（“人民”除外）去作演出，以丰富武昌、汉阳、汉口三地观众的文化生活。
中南京剧团由周信芳等负责筹建，更名武汉京剧团后，由高百岁、陈鹤峰、陈瑶华、高盛麟、关正明、李蔷华、郭玉昆、杨菊苹等分赴武汉三镇演出，后来又有华香琳、华华母女和王玉蓉、小王玉蓉母女加盟演出。高百岁除演传统戏外，也演“麒派”戏，陈鹤峰专演“麒派”戏，李蔷华演“程（砚秋）派”戏，郭玉昆演“猴戏”，高盛麟则以演“红生”为主。杨菊苹与关正明合演过《四郎探母》；华香琳与华华合演过《断桥会》，母亲饰白素贞，女儿演小青；王玉蓉与小王玉蓉在“人民”演过全本《王宝钏》，王玉蓉的宝钏一人到底，由高盛麟配演前薛平贵，李鸣盛饰后薛平贵，小王玉蓉的代战公主。后来，华香琳、华华母女因故离开“武京”而去了上海，华华在沪拜了言慧珠为师，成为了“梅派”再传弟子；王玉蓉母女也因故去京加入了北京的京剧团体。
高盛麟的新生
建国前的京剧演员高盛麟，可说是颓废潦倒，抽上了鸦片烟，睡卧在上海马路边的棚子之内，偶尔得到上演机会时，只是在别人的四大头牌之侧，挂上一个小牌。建国后，他来到武汉，党和政府帮他戒除嗜好鸦片烟的恶习，使他重新站了起来，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武汉市京剧团的副团长。当时，上海《新闻报》的一位驻汉记者，曾以《高盛麟的新生》为题发表文章，记述了高重获艺术新生的经历。论高盛麟之艺，他是一位文武老生，能戏很多，只是不能演“猴戏”和“打出手”。走的是“麒派”的路子，戏以“稳”见称。
郭玉昆的《夜战马超》
郭玉昆的演出以“猴戏”为主，但他常演的《十八罗汉斗悟空》，“出手”总欠稳准，乃其之通病，但其与高盛麟合演的《夜战马超》一剧，郭扮演的马超可说是身手矫健，轻松柔软，令人有美的感觉，相形之下，高盛麟所反串的张飞则显得上身僵硬，身体挺直，缺少一种柔美之韵味。
“劈后”、“纺后”和“亚后”
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京剧界称为“劈后”的童芷苓、“纺后”的言慧珠和“亚后”的曹慧麟先后到汉演出，着实使武汉三镇的京剧票友们热闹了一番。“劈后”之由来是因为童芷苓擅演《大劈棺》中庄周之妻田氏，她主演此角是以口咬头发，身体在地上翻滚作“乌龙绞柱”的动作出名；配以丑角前辈名丑刘斌昆的“二百五”，使《大》剧成为当时的著名好戏。“纺后”则是因言慧珠在沪擅演《纺棉花》一剧，配以丑韩金奎饰张三，韩大唱绍兴戏，言则唱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后，还唱了她父亲言菊朋的代表作之一《让徐州》。言慧珠的“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的唱腔一出口就获得满堂彩，因她来汉时戏曲界尚未开放，故未上演《纺》剧；当时韩金奎这位南方前辈名丑亦未来汉，言慧珠只演出了《木兰从军》一剧，她女扮男装时的小生娃娃调亦为武汉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还我女儿装”时的妩媚也令江城观众倾倒。曹慧麟扮相极美，唱做皆佳，当年大红于石头城南京。其“亚后”之称，疑是与童、言二娘同时享名沪、宁之时，其色、气要较童、言二人稍逊一筹之故。建国初期的武汉观众能看到童、言、曹3人之戏剧也是耳福和眼福不浅了。
陈鹤峰的《斩经堂》
陈鹤峰是“麒派”嫡传弟子，但他的《斩经堂》一剧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段“贤公主休流泪”歌来声泪俱下，观众听之看之后，觉得他有催人泪下、感人肺腑之魅力。说明陈鹤峰表情逼真，唱工亦有火候。
杨宝森、杜近芳合演《桑园会》
20世纪50年代，杨宝森挑梁演出于“人民”，二牌为坤旦杜近芳。当时杜未出名，杨宝森系以前辈带后起而与其合作，二人曾合演《桑园会》一剧，杨饰秋胡，杜扮罗敷，此剧深得当时江城观众之厚爱。
赵燕侠的“燕鸣京剧团”
赵燕侠挂头牌演于“人民”时，其所组织的剧团名为“燕鸣”，带来二牌武生张镜铭，赵以《红娘》等剧打炮，张则演了《十八罗汉收大鹏》，其“出手”稳准令观众称赞，可谓身手不凡。张为了戏曲界的“团结”，就将“十八罗汉收大鹏”的“收”字改为了“战”字。
李慧芳带来了小小毛豹
20世纪50年代初，李慧芳带领刚组建的苏州开明剧团来汉演于“人民”时，二牌为毕业于上海戏校的“正”字辈文老生关正明，李、关二人合演的全本《四郎探母》由关正明扮演杨四郎（坐宫一折），李慧芳的铁镜公主。出关、见娘的杨四郎均为李慧芳所饰。与此同时，李慧芳还带来了杭嘉湖水路班“跳高台”的名武生小小毛豹。当年顾兰君在沪主演《儿女英雄传》一片时，从屋顶上跳下的镜头即为小小毛豹所代庖者。
奚啸伯的极“快”唱腔
奚啸伯所领导的石家庄京剧团在“人民”演出时，他在《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一剧中饰孔明，在“斩谡”时，与其子奚延宏所扮演的马谡对唱时，两人的“快板”唱来如斩钉截铁，丝毫无拖泥带水之嫌，观众们听了都说“好快”呀！
在“人民”演唱的梅、尚、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梅（兰芳）剧团在“人民”作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演唱。演出的剧目有《别姬》、《凤还巢》等剧，连《女起解》这出不能排在最后一出的小戏，梅兰芳也将它列为了“大轴”。人们都说，只有梅兰芳才能以这出小戏而卖个满座，别人是办不到的。其间，其子梅葆玖在日戏“大轴”《三堂会审》中饰演苏三。
在“人民”演出的有尚小云的《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和《乾坤福寿镜》，后来又有荀慧生演出《红娘》等戏。
关肃霜和华华震惊京都
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和成长在江城的两位出名的姑娘关肃霜和华华，在北京的一次内部晚会上一鸣惊人、一炮走红。当时演员仅只她们二人，戏也只有三出，台下的观众则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以及李盛藻、李少春，中青年京剧演员被挤在最后一排靠墙站观。大幕拉开，关肃霜的《宇宙锋》上，这出戏是梅兰芳的代表剧目之一。梅看了《宇》剧后，认为肃霜是一块宝玉，稍加琢磨就可成器。接着是华华的《扈家庄》上，她在当时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青年演员们的配演下，把扈三娘这一刀马、武旦演得格外出色，打起干净利落，两只腿均能起到眉间，而且是左右腿一样高，难能可贵。华华的这一出戏把剧场演得热烘烘的，台上和台下轰轰烈烈。这时，剧场挂出了“休息”的牌子，全场的观众，特别是中、青年演员都在为关肃霜担心，因为他（她）们觉得华华的“压轴”戏演得这样地好，关肃霜的“大轴”戏若不好的话，那怎么压得住座呢？
观众不是会“抽签”而去吗？大幕再一拉开，关肃霜的《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上，这是尚小云的代表作之一。肃霜一出场的“起霸”一演毕，观众就认为她在这场演出中可与华华平分秋色，尚小云看后表示赞赏。在场的李少春看了后，很想与关肃霜合组一青衣花旦（想像中的关肃霜）与文武老生（李少春自己）合作的剧团，但这只是李少春自己的未能实现的想法。当时肃霜所在的云南京剧院哪里肯放这个唯一的台柱呢？
难忘程砚秋的两次演出
建国后，艺术大师程砚秋未正式在武汉演出过，只是因公路过江城，被观众强留而演出两次。一次是1950年初，程先生一人途经武汉时，被邀请在汉口兰陵路中南剧场（原光明电影院）演出了3天，配角均为武汉的演员，3天的演出剧目均为他晚期的代表作《锁麟囊》。公开售票时，入场券被抢购一空。一是1951年的农历正月十五，程先生因前往西南考察戏剧而路经武汉，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二野”）驻汉办事处，作为东道主宴请了程砚秋和在汉的中南军区（“四野”）的首长后，晚间，特请程砚秋在汉口长征剧院演出了他早年的代表作《青霜剑》。
谭富英、裘盛戎特别“卯上”
谭富英、裘盛戎的演技脱凡，有口皆碑，但是他们情绪不好时演出是不太带劲的。有一次正是农历正月初二的晚上，他们在“人民”合演《将相和》一剧时，在“负荆请罪”一场戏中，两人的对唱特别“卯上”，成了演、唱比赛，观众均报以热烈的掌声，加之前面又垫有名老旦李多奎的戏，所以观众都说：“我们过了一个‘艺术享受’的大年初二之夜。”
防汛期间的“春秋京剧团”
1954年江城大汛期间，以李元春、李韵秋兄妹联袂所组成的北京春秋青年京剧团来汉慰问演出。兄妹俩演出了别致的《三岔口》，李元春反串武丑饰演刘利华，李韵秋以本工花旦串演任棠惠，这位女任棠惠却与其兄所演的刘利华合作默契，起打利落。
盖叫天的《武松打店》
艺术大师、“活武松”盖叫天（张英杰）先生在“人民”演出了《武松打店》和《武松杀嫂》等戏。他的《打店》一剧，与武旦冀韵兰配合默契。特别是他将一真匕首刺向冀的颈部，冀若不闪躲得快的话则将被杀伤，说明二人是密切的“合手”。
艾世菊的武大郎“显魂”
盖叫天先生在“人民”主演《武松杀嫂》一剧时，配演武大郎的是文武双全的名丑艾世菊。艾在演出“显魂”一场戏时，不仅走的是难走的“矮步”，而且是一跃就站在了椅子之上而坐在椅背上，面前是一方桌，上摆有烧燃着的烛台一对（左右各一个），两个烛台的中间又摆有插上燃着3根的香，桌上所插的灵堂白布帐仅有两市尺宽的空隙，艾世菊能从椅子上将身体像“射箭”似地从帐中跃出到桌前的地上（这时的艾世菊已是身体发胖的高龄时期），这一动作真令观众叫绝不止。
黄桂秋从“霉旦”到享名汉皋
黄桂秋是一位艺术好而从未走红的“霉旦”，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却以一出代表作《春秋配》而享名江城。报上的好评是：“一出《春秋配》、卅年锤炼功。”他的绝作则是演《别皇宫·祭长江》的孙尚香。这出戏可说是他在京剧界独一无二的佳作。他以这出演“大轴”时，“压轴”是筱高雪樵的《孙悟空大闹无底洞》，“中轴”是小三王桂卿的《水帘洞》，还有沈金波等著名演员为他配戏，这时，“霉”了一生的黄桂秋可说是翻身了。
江城观众慧眼识珠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京剧院四团，全部都是当时尚未出名的青年演员。他们在“人民”演出时，除演了新编历史剧《杨门女将》外，还演了几出折子戏。武汉观众十分欣赏《杨》剧中扮演采药老人的“言（菊朋）派”老生毕英琦和在《挑滑车》中“腿功”出众的俞大陆，特别赞扬了刘长瑜所主演的《辛安驿》。刘在剧中初露锋芒，其扮相之美、眼神之佳、反串花脸之妙均有前辈之风范，于是观众在该团临别演出最后一天看了刘长瑜的《辛安驿》后，迟迟不肯离去，在人民剧院的门口用两张红纸写道：“刘长瑜同志是‘荀（慧生）派’艺术的唯一继承人。热烈要求刘长瑜同志再演一次《辛安驿》。”
已打点好行装准备次日启程离汉的该团，看到不肯离去的观众，于是和剧院负责人商定：“第二天加演一场刘长瑜的《辛安驿》。”刘长瑜这个明珠是武汉观众给发现的。后来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中，她以在《红灯记》中扮演铁梅而名声鹊起，享名全国。刘长瑜在梅兰芳大赛时，以传统戏《辛安驿》和新戏《红灯记》而获得了金奖。
钱浩梁能顶李少春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京剧院一团来汉演出于“人民”时，“三块牌”原应是李少春、袁世海和杜近芳的，带来的剧目则是《野猪林》等。由于李少春在建国前曾在“人民”（原“汉大”）演出上座不佳，故他不肯旧地重游。于是，“中京”乃决定由钱浩梁代替李少春来汉演出。“人民”挂出袁世海、杜近芳和钱浩梁“三块牌”后，江城观众对有“活曹操”之雅称的袁世海和以《桑园会》一戏闻名汉皋的杜近芳均为熟识，唯独对钱浩梁不熟。
因而在钱浩梁贴出《伐子都》的当天，剧场客满，想看一看他的武功演技。观众见钱身材高大，嗓音嘹亮，带靠能从三层桌子上“甩叉”而下，功夫的确不凡，开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武汉观众又看了钱浩梁的《野猪林》，觉得他的唱、做、念、打均能顶得上李少春，演出时并未被袁世海、杜近芳超凡的演艺所压倒。戏毕谢幕时，观众热烈鼓掌，钱则将袁这位前辈向台前推，袁则将钱向前推，他们这种互相礼让、互尊互爱的表现令观众掌声不止。“文革”期间大演现代戏《红灯记》时，观众才知道剧中扮演李玉和的浩亮，原来就是60年代初来汉的钱浩梁。
敢与盖叫天叫板的李万春
20岁挑梁主演《打渔杀家》萧恩的李万春，在汉以“活猴王”、“活林冲”、“活关公”著称。他在《打虎》中饰武松，在《英雄义》里饰史文恭，在《古城会》中饰关公，为著名的文武老生，敢与前辈“活武松”盖叫天抗衡（史文恭一角亦为盖叫天的杰作）。“红生”（关羽戏）戏除前辈“活关公”、“红生”的创演者王鸿寿外，李在这位“老关公”的两位高足林树森和小三麻子（李吉来）相持的情况下，也能演“红生”戏。他有“活猴王”的美称。
他的“偷桃”一场戏是真吃桃子，表演逼真，开的“猴脸”也别具一格。李又有“活林冲”的之誉，所演《野猪林》一剧是以武生应工的，在“行路”一场戏中，一个公差在他的背后蹬了一脚，他在头有“甩发”、双腕被铐铐住、两手合撑一把纸质雨伞、腰有罪裙和板带的情况下，来了一个720度的大回环（“前滚翻”）的“吊毛”落地而起，干净利落，“甩发”一根不乱，双手铐着未动，纸伞一点未破，罪裙和板带亦整齐如前，这确实是别人所没有的“绝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20岁时做过的这一动作，在50多岁演出于“人民”时还能照做。20世纪60年代李万春在“人民”演出时，除主演《野猪林》一剧外，还演出了“红生戏”《古城会·带训弟》，他又是一位“活关公”，他从一开场起到剧终时为止，“夫子盔”上的绒球不住地闪动，珠子也沙沙地作响，说明了他的功力之深，年老不衰。难怪在建国后才敢演“红生”戏的高盛麟，当时曾聚精会神地在台下观摩学习呢。
武汉上演革命现代京剧
1964年全国性的京剧现代戏会演在京举行后，不少京剧团来汉演出。在“人民”上演的有张家口京剧团的《八一风暴》，剧情为南昌起义，扮演党代表的演员神情颇似周恩来，唱念亦佳；扮演警察局督察长（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演员则是唱、做、念、打都好。《八一风暴》在汉演出后，东北一京剧团在那时的汉口民众乐园上演了《革命自有后来人》，剧情与戏中人物均与《红灯记》一样，不过北京的名为《红》剧，武汉大部分观众看了《革》剧后，觉得《革》剧的名称比《红》剧好，《红灯记》剧名则落于俗套。但结果北京以地利关系而中选，加之江青一伙决定了《红灯记》为样板戏，故《革命自有后来人》就只能名落孙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