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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戏曲文献学术论萃
国粹京剧   2019-11-11 10:27:24 作者: 俞丽伟 焦振文 来源:梅兰芳纪念馆 文字大小:[][][]

    梅兰芳与戏曲文献学术论萃

        编者按

        2019年10月24日至25日,由梅兰芳纪念馆主办、梅兰芳研究中心和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承办的“梅兰芳与戏曲文献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围绕梅兰芳的表演文献、明清及民国文献中的相关史实、梅兰芳海外演出的各界反映与态度、戏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利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梅兰芳纪念馆将参会专家学者的发言要点摘出,以飨读者。

    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

         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作了《从景龢堂到缀玉轩》的发言。他认为,同“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研究一样,梅兰芳的话题和研究同样“说不尽”,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梅兰芳的话题和研究呈现多视角、多元化和多层次。梅兰芳承祖父梅巧玲藏曲家风,在其缀玉轩中收藏大量皮黄、京剧剧本,包括从景龢堂到缀玉轩的戏曲文献收藏,伴随梅兰芳艺术时代的来临而呈一家之大成。这些文本文献是京剧与戏曲二百多年发展变化的文学见证和舞台“影像”。梅兰芳缀玉轩藏曲,不是孤立的文献收藏,而是与梅兰芳剧目选择、梅兰芳表演艺术紧密联系的,所以其文献价值不仅是戏曲历史、戏曲文本文献,更是梅兰芳艺术整体的有机构成。

    厦门大学教授陈世雄

        厦门大学教授陈世雄在《关于梅兰芳俄文文献的发掘与存在问题》的发言中提到,国外发掘整理有关梅兰芳俄文文献的,有丹麦的李湛(原名为Janne Risum)教授和瑞典的克莱堡教授,以及俄罗斯的若干学者。克莱堡教授在找到1935年4月14日中苏艺术家座谈会纪要之前,曾经虚构了一个表现这次座谈会的话剧剧本。我国出版的《梅兰芳评论集》将它当作真实的座谈会纪录收入其中。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学者误以为这是真实可靠的史料,直到近年来还有人误将剧本台词当作史料引用。我于1998年在俄文杂志《电影艺术》上读到由瑞典克莱堡教授发布的1935年4月14日中苏艺术家座谈会实录,后来又多次赴俄、在收集其他课题资料时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发现克莱堡发布的档案原来是经过苏联方面删节过的,最后在2018年改变搜索途径,终于在同一档案馆找到发现未删节的档案这一曲折过程。至今已经收集了俄罗斯收藏的有关梅兰芳访苏的报道、采访录和评论文章,共计71种文献,均已译成中文交给梅兰芳纪念馆。还有某些重要资料,例如梅兰芳与布莱希特交往的档案、拍摄欢迎梅兰芳仪式的纪录片等等,均有待将来继续努力。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山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山林提交的论文是《再论二十世纪前期文人日记中的梅兰芳》。他主要从三个部分阐述二十世纪前期文人日记中的梅兰芳。第一部分,以《孟宪彝日记》为例探讨清末至民国初年官员的日记。梅兰芳的演出受到了官员和多民族贵族的高度关注,艺术精品常演常新,百看不厌,其中杨小楼和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最为突出,影响巨大。第二部分,以《黄炎培日记》为例考察实业家的日记。日记显示出黄炎培与梅兰芳私交甚笃,黄炎培不仅观摩梅兰芳京沪等地演出,在梅兰芳的一些重要活动中均有参与。第三部分,以浦江清、季羡林、夏济安的日记为例分析大学教授与青年学生的日记。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将梅兰芳等戏曲艺人的艺术活动置于戏曲发展的历程中予以考量。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折射出文化青年首次看梅兰芳演出的心理特征,《夏济安日记》反映出梅兰芳参与多次筹募基金的义务戏演出。

    湖北大学教授朱伟明

        湖北大学教授朱伟明发言题目是《陈伯华与梅兰芳艺术交往述略》。她认为最能体现汉剧与京剧密切关系的就是陈伯华与梅兰芳的艺术交流。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从1934年至1960年,影响较大的交流共有八次。两人的交流具有时间长、次数多、质量高的特点,是一种实质性的艺术交流。首先,剧本之间的交流。其次,艺术表演经验方面的交流。陈伯华与京剧等其他剧种的交流是非常广泛的,她既吸收了兄弟剧种中的艺术因子,同时也将汉剧中的传统艺术传递出去,而彼此之间相互吸收借鉴的结果,就是强化了表演艺术,丰富了表演内容,促进了汉剧的繁荣,也推动了整个中国戏曲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玫在《<鞠部丛谈>和<鞠部丛谈校補>中关于梅兰芳的史实》的发言中提到,《鞠部丛谈》所记为清末至民国初年戏曲演艺的往事,涉及戏曲艺人的从艺经历、师承关系、所演剧目、个人品行、盛景衰况等等,信息十分丰富。同时,兼有著者评议和艺术观念。《鞠部丛谈》为研究清末民初戏曲历史、尤其是京剧历史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其时梅兰芳风华正茂,崛起之势正劲。罗瘿公《鞠部丛谈》、李释戡《鞠部丛谈校補》所记所议,自然少不了关于梅兰芳的事迹。李释戡关于“校補”的说明,强调客观公正的立场,也即向读者说明,自信《鞠部丛谈》、尤其“校補”中对梅兰芳的记载和评价,持客观态度。李释戡的“校補”和樊增祥的“批注”,为罗氏《鞠部丛谈》补正,丰富了相关史实,纠正了若干偏差,更清楚地揭示了梅兰芳在民国初年脱颖而出所依凭的社会状态、人文环境和艺术氛围。其中关于梅兰芳学艺经历、舞台历练的记述,对梅兰芳早期追求的艺术风格和性格为人等均有所揭示。这些,对研究梅兰芳早期的演艺生涯以及艺术观念的形成是有史料价值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万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万曙作了《张恨水对梅兰芳的三次报道和评论》的发言。他主要阐述的是抗战时期张恨水对梅兰芳的三次报道和相关评论。原载于1943年9月7日重庆《新民报》的报道《梅兰芳把儿子送进来》,记述梅兰芳夫妇面对战争没有将儿子送到国外,却把儿子送进抗战司令台畔,证明他对祖国有着深挚的怀念。原载于1943年11月16日重庆《新民报》的报道《梅兰芳与周作人》记述梅兰芳在沦陷区留须,是无限的坚贞之士,梅兰芳于邪正之间,自能选择。原载于1944年3月15日重庆《新民报》的报道《凤还巢的故事》记述凤还巢的凤字,谐音作奉军的奉,有人把这话透过了当日北京的统治阶级,将这戏禁演。对于梅兰芳和齐如山来说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刺激而已。

    北京大学副教授陈均

         北京大学副教授陈均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梅兰芳的“古装新戏”与民国初年的北京画坛》。他主要从“古物”到“古画”再到“古装”,追寻民国初年现代文艺的隐秘线索,对梅兰芳艺术之形成作出新的阐释。我认为,梅兰芳在民国初年创演“古装新戏”,成为新一轮剧坛新潮的引领者,初步确立了梅派的表演风格。梅兰芳1913年底从上海返京后对绘画产生兴趣,同时身处北京画坛的“古画”氛围,追寻古人意境,受到文人画观念影响,从“古画”里寻求形象,触碰古装,求索创新,将之转化为舞台上的“古装新戏”。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文峰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文峰在《梅兰芳文献的搜集整理、保存利用》的发言中认为,梅兰芳是中国20世纪戏曲表演艺术家最杰出的代表,也是目前唯一建立纪念馆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从九大方面界定了梅兰芳文献资料的范畴,这些文献大部分集中在梅兰芳纪念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但也有一部分收藏在其他单位和个人手里。对于资料的收集可以采取原物的征集收购,原物复制、扫描、照相、录像等方法。建议建立梅兰芳研究基金会,筹集资金用于梅兰芳文献资料的搜集。在对资料收集整理方面梅兰芳纪念馆当仁不让,应建立包括有关梅兰芳所有的文字资料、图片资料、影像资料的《梅兰芳文献资料数据库》,将真实的梅兰芳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展现给读者与观众,从而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毛小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毛小雨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梅兰芳在1930年的纽约》。他指出,梅兰芳1929年代出发前往美国呈现的是一种超级富裕的画面。在美国各界人士的力捧之下,梅兰芳在出发前那种文化不自信忐忑心情消云散,他演出成就是空前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的演出无法企及的,他在国民剧院(National Theatre)演出记录,迄今无人打破。此次赴美演出,有着丰富的演出管理经验的F.C.克普卡斯为梅兰芳的演出设计了非常好的方案。中国银行高层在纽约举办晚宴招待美国名流,为介绍梅兰芳打下了很好的社会基础。梅兰芳此次访美在美国人不缺乏舞台艺术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受到热捧?以至于今天要想促使中国文化,中国戏曲走出去,都是值得研究的。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吴新苗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吴新苗作了《1935年梅兰芳访苏前后的国内舆论》的发言。他认为,对于1934年梅兰芳赴苏演剧,左翼文人及各派力量表达出的对梅兰芳及其代表的“旧剧”不同态度、立场和对苏联戏剧发展的观察思考是最为强烈的。他们争论的焦点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梅兰芳应不应该赴苏联公演,其价值和意义何在?其二,苏联为什么要请梅兰芳?而梅兰芳从苏联的载誉归来以及苏联艺术家对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高度评价则可以看作是对左翼文人批评的回复。围绕梅兰芳访苏的对话虽然暂告一段落,但是,艺术与政治的对话还将在未来的历史中延续,当代戏曲艺术于两者之间的纠缠和互动仍然是今天研讨戏曲史时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在《删改与隐喻: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异文和时代紧张感》的发言中认为,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多种版本历经70余年,其间的多次删改修订的背后,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紧张感”,各种版本的修改者都在各自的时空背景下对此书进行着处理,其意在应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重塑梅兰芳的形象,这些差别细微的异文里折射着某些隐喻:大陆版的删改主要是把一些略显敏感、棱角鲜明的地方予以加工润色,使之平稳无刺,其最大宗旨,就是维护梅兰芳的形象,彰显其温厚品行。有时细微的改动,却是刻意的安排,当然也有反复推敲、精益求益的体现;台湾版的剪芟改写则属于迫不得已之举,其原则是只能讲古,不能谈今,目的是让书在台湾的时空里,得以顺利面世。然而,这却导致了自乱体例。以《穆桂英》一章为个案,其存与留均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具有时代的隐喻。总之,《舞台生活四十年》乃是“说不尽的梅兰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多元的历史面向,引人思考。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庞婧绮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庞婧绮提交的论文是《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版本考辨》。她认为,《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版本情况错综复杂,屡经增删修改,各版本面貌差异较大,极具研究价值与意义。其中,《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的诸版本差异较小,版本流变情况也不甚复杂,而第一、第二集的版本流变情况比较复杂,因此重点讨论这两集。而《文汇报》版和平明版均具有重大的版本价值。《文汇报》版可谓《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原始版,它是梅兰芳口述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体例不够完备,但相较于其他版本,更加接近梅兰芳先生口述的原貌。平明版是所有成书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版本中最接近梅兰芳口述原貌的。而人民文学版与戏剧版作为目前通行的版本,其版本价值是有待商榷的。

    泉州师范学院教授马晓霓

        泉州师范学院教授马晓霓作了《梅兰芳所藏昆曲抄本<佳期>和<惊梦>疏证》的发言。他认为,梅兰芳收藏的昆曲文献《西厢记·佳期》和《牡丹亭·游园·堆花·惊梦》应是从晚清民国时期流传而来的昆曲舞台本,属于与清代通行本《缀白裘》类同的“乾嘉传统”昆曲演出本系统,具有明显的舞台“指南”意义。它们均有力见证了清末民初昆曲戏码舞台演出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娟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娟在《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移步”与“不换形”》的发言中认为,梅兰芳提出“移步不换形”的表演创作理论,来自于梅兰芳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总结,研究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应当立足梅先生的本体表演研究,“移步不换形”理论是对研究梅兰芳表演艺术创作最直接的入手点。梅派表演艺术之所以能够在戏曲旦行中显示出最美的意境形象,正是深谙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精神,遵循了艺术创作的最高要求和规律。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张一帆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张一帆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梅兰芳家族与昆剧<十五贯>的渊源》。他认为,昆曲艺术贯穿了梅兰芳的一生。梅先生整个家族与昆曲艺术的渊源,对他个人在这方面的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梅兰芳及其家族与昆剧《十五贯》以及昆剧复兴的关系极为密切,梅氏梨园世家历来重视昆曲、京剧艺术之间的贯通与融合。

    苏州大学教授艾立中

        苏州大学教授艾立中作了《中国戏曲:从被动挨批到重建自信——以1925年<申报>关于梅兰芳出洋讨论为考察对象》的发言。他指出,梅兰芳在访美之前1925年的3、4月《申报》发起关于梅兰芳出洋的讨论,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可看作是1930年梅兰芳赴美理论宣传的先声,展现了《申报》敏锐超前的视角,也是民国戏曲界自信心的一次展示。考察《申报》这次讨论,可补《梅兰芳游美记》未尽事宜,有助于近现代中外戏剧交流以及中国戏曲改良的深入研究。梅兰芳出洋讨论的出现,不仅是访日演出成功的刺激,还有着必然的时代背景:五四思想余震逐渐远去,思想界、文艺界对传统文化的心态逐渐从激进转向温和;一战以后,西方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他最后总结说1925年《申报》关于梅兰芳出洋的讨论,体现了《申报》积极与演员、评论家建立互动关系的开放态度,而著名媒体主动介入振兴和改良中国戏曲的的讨论,使得影响更大。

    中国戏曲学院副研究员李小红

        中国戏曲学院副研究员李小红在《梅兰芳1957年西安演出考述》的发言中认为,1957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梅兰芳率领梅剧团在西安巡演的行程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现有的《梅兰芳年谱》《梅兰芳艺术年谱》对梅兰芳西安之行记述都很简略,甚至有错误。而详细弄清梅兰芳的具体行程对丰富“梅兰芳年谱”内容,充分了解梅兰芳生平事迹、梅兰芳的思想品质和艺术成就、梅兰芳对当地戏曲的影响、建国前后梅兰芳的角色转变以及他全国巡演对于当地戏曲事业发展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梅兰芳到西安演出,不仅对陕西戏曲界有重要影响,对于普通老百姓也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陈可佳

        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陈可佳提交的论文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梅兰芳唱腔特征抽取研究初探》。她认为,以梅兰芳唱腔为个案,提出采用音频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先进算法自动抽取并识别京剧不同流派的唱腔在乐理、语义、上下文等方面的特征。从传统美学角度用“音色高宽清亮、”“吐字刚柔相济等文字描述唱腔不够精准,可操作性不强。人工记谱虽然能够更深层次地剖析唱腔规律,但工作量大,主要由于艺术家不同时期的唱腔风格并不相同;不同板式下的唱腔风格也不相同;同一板式下的唱腔分析种类繁多。而AI算法可以发现数据中的共性特征,只需要少量的专家标注信息就能够识别符合特定模式的数据。进而具体阐述了AI技术处理梅兰芳的大量唱腔音频数据的原理及难度。

    香港理工大学讲师胡光明

        香港理工大学讲师胡光明在《清代宫廷戏曲文献与演剧研究:成果与展望》的发言中认为,近百年清代宫廷戏曲的研究,呈现出戏曲文献的发掘整理与宫廷演剧的发展变迁两种路径兼而有之的特点。当前这些丰富的研究都是建基于大量宫廷戏曲文献的遗存。这些文献,给我们清晰描绘了清宫戏曲研究的基本线索与已有成果。立足于乾隆朝的历史语境,作为时令或喜庆上演的“节戏”都具有仪式性、民俗性与政治性的特点,显示了其公开性、公共性;作为宫中“日常演戏”的元明清杂剧传奇的昆弋折子戏则有着“俗化”、甚至“粗俗化”的民间审美情趣;而作为舞台演出的场地——戏台又与演剧的规模密切相关,宫廷大戏的盛大搬演同时具备了政治性、仪式性和娱乐性,体现了一种“逾度的美学”。宫廷戏曲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属性的研究,还具有当前文化建设与传承的现实针对性。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李昌集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李昌集作了《明清女性剧本序跋书写及其戏曲学意义》的发言。他认为,明清女性剧本序跋属于剧本文学而非戏曲序跋,也就是针对文学文本而言,不同于于场上戏曲。中国戏曲有文本文学和场上演出两种形态,而两者之间既有内在牵连,又有着各自的独立意义。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例,其实质是诗人的艺术;以我国古代的曲论为例,古代曲论家多是从戏曲文学文本的角度来阐述,而很少关涉到场上演出。舞台演出作为瞬间呈现,今天我们只能反推、还原历史场景,而其中的真实性值得商榷。

    台湾大学教授林鹤宜

        台湾大学教授林鹤宜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晚明清初小说新品类对文人传奇戏曲叙事开创的影响》。在发言中,她认为晚明至清初所发展出来的小说新品类,虽然并未直接促使戏曲产生相应的品类,却对文人传奇戏曲的敘事造成刺激和启发,从而丰富了文人传奇的关注面向,写作技巧和艺术风格。晚明到清初的市民经济和市民文化造就了追逐享乐的生命态度,各种时兴趣味被“文本化”为种类繁难、琳瑯满目的休闲出版品。“名士”文化提供了文人在正途功名之外的另一条追求社会声名,安身立命之道,也为這些出版品的繁兴提供了坚强的支撐。各方面的条件,促使了通俗文艺的相互濡染和影响。各种题材的小说对明清文人传奇戏曲的影响,比较集中的体现在苏州派和以李渔为主的剧作家作品中。尤其“公案”和“侠义”章回小说在清代发展成熟,终得以紧密的对应到花部戏曲,以连台本戏的方式搬上舞台。

    温州大学教授俞为民

        温州大学教授俞为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南戏<千金记>的流传和衍变考论》。他认为,《千金记》原创本应为元人民间艺人无名氏根据《淮阴记》《十大功劳》和《登坛拜爵》改编而成,不具有经典性。现存七种《千金记》都对“明传奇”《千金记》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动,故在具体曲调等方面长生了差异。在讨论《千金记》从富春堂本到继志斋本、世德堂本的衍变时得出结论,认为继志斋本和世德堂本从不同角度,对富春堂本作了改动,经过两者的改动,在场次的安排、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塑造、曲调的运用等方面,都较富春堂本有了改进,更适合舞台演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周华斌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周华斌作了《戏画拾遗》的发言。他认为,图文互证是戏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戏画跨戏曲与绘画两个领域,属民俗风情画。戏曲属于视听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其诉诸视觉的形象比诉诸听觉的唱腔更为直观。“视、听、思”是戏剧总体的美学价值,“思”对剧情与人物有理性思考,即感官之外的人伦道德和人文内涵。对于戏画来说,还包括工艺美术的“艺”。而正是这些艺匠,创造了戏曲创作的二度辉煌。主要从清末宫廷戏画、民间木刻戏画、民国初报刊的沈泊尘戏画以及建国后的工笔重彩戏画四部分论述百余年来戏画尤其是京剧戏画的近代历史轨迹。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书磊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书磊在《天一阁藏孤本杂剧<笔歌>文献价值考论》的发言中认为,今存于天一阁所藏清初刊本张潮的《笔歌》为为海内外今存唯一刊本,尚未进入学者视野,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卷首《凯歌》完成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底至次年康熙帝第三次南巡之前,为迎銮之作。正文四种杂剧与卷首《凯歌》的刊刻时间当不同,现存的天一阁藏《笔歌》刊本,实乃为两次刊行后合订而成。《笔歌》问世后,张潮友人孔尚任、顾彩、吴绮、崔如岳、徐崧、郑旭旦等给予热情评点,加深了人们对于康熙时期曲家队伍构成及其相互交流的认识。

    温州大学教授王汉民

        温州大学教授王汉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清中叶文人剧舞蹈艺术探析》。他提出,清中叶文人剧作中保存了大量的舞蹈资料,这是对唐宋以来民间舞蹈的继承与发展。从表现形式上,这些舞蹈有独舞、群舞等,从舞蹈层次上看有单段体、多段体以及多段体组合的大型舞蹈。文人剧作中的这些舞蹈大都是片断式的,是剧作家根据剧情需要而设置,是剧情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戏曲的舞台演出有重要的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梁燕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梁燕作了《齐如山早期戏曲民俗文献述略:戏园、戏迷与戏班》的发言。她认为,齐如山在20世纪早期独具慧眼地将北京戏园、戏迷、戏班这些尚不为人所关注的文化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体现了一种学术的自觉和学术眼光的前瞻性。他意识到戏园的经营方式、戏迷的欣赏习惯、戏班的信仰和规矩,都具有极强的集体性、稳定性和传承性,体现了丰富的娱乐功能、规范功能和教育功能,在友人称之为“绝学”的老北京戏曲民俗领域,实现了开拓性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舜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舜华在《从古本到通行本:魏良辅曲律的版本源流及其曲学观念的演变》的发言中指出,魏良辅曲律的不同版本,既是口耳授受式辗转流传所致,也是魏氏曲学观念不断被选择性与创造性地接受所致,从古本到通行本,从《南词引正》到《吴歈萃雅》的演变,体现了南曲新腔如何从北曲的覆荫下渐次脱离出来,而最终一枝独秀的过程。今存魏良辅《曲律》,明时版本有七,辗转相沿,为通行本系统,其中又以《吴歈萃雅》本为先,遂为代表。在对古本系统考察论证后,《南词引正》也属于古本系统,只是文字较繁,可视为古本系统中的繁本,《红珊》本与《名词》本则可视为古本系统中的简本。

    苏州大学教授王宁

        苏州大学教授王宁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伪书<骷髅格>的撰著动机和曲学价值》。他认为,作为一部伪书,《骷髅格》其背后隐藏的学术谜题依然有很大的学术价值。《骷髅格》曲谱实际上主要针对集曲而撰著,所以解开这部伪书之谜的便是集曲。从创作层面和“场上”层面分析了集曲大量出现的原因,指出集曲之雅,不在文本,而在音乐,集曲的大量出现,“爽了作者,苦了曲家”,而钮少雅对集曲的首肯和提倡,则源于操作层面的自信,意在为集曲张目,他对《牡丹亭》的60处格正具体分五种情况,补充修正了沈璟的《九宫谱》。

    上海大学教授赵晓红

        上海大学教授赵晓红作了《梅兰芳表演艺术与昆曲身段谱的联系》的发言。她认为,流传至今最早的昆曲身段谱当是乾嘉时期伶人所书的清钞本昆曲身段谱,目前已知的清钞本昆曲身段谱藏于北京和上海,北京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傅惜华收藏本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收藏本。上海的是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赵景深收藏本。昆曲身段谱由陈金雀传给其子陈寿峰,陈寿峰去世后,将身段谱分别留给梅兰芳和程砚秋,少量为傅惜华所存。梅兰芳应该是昆曲身段谱重要的收藏者。梅兰芳家学深厚,不仅继承了昆曲身段,而且丰富、发展、革新了昆曲身段,并且把昆曲身段引入京剧中,使得京剧表演艺术提高到新的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新和

        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新和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内蒙古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若干思考》的发言中指出,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戏曲史(内蒙古卷)》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戏曲史”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首个立项的省卷本,在目前已立项的九个省卷中,其余八个均为汉族聚居地区,《内蒙古卷》的立项研究对全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卷从立项到实际操作具有某种先行和探路作用,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研究的总体思路是“紧扣戏曲,紧扣70年,紧扣框架,紧扣剧种,突出民族与地方特色”。在实际操作中,坚持正面梳理和把握的同时,注意问题研究和教训记取,体现“以史为鉴”;处理好“本省剧种”和“跨省剧种”之间的关系,力求全面、完整、公正、客观;对重点剧种,要从历史、文学、舞台呈现、生存环境及其变化和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保护、传承、发展等方面逐一梳理;要处理好史志论三者的关系。通过文献查阅、文献甄别、文献互证和文献建设,促使内蒙古戏曲理论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志远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志远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戏曲古籍整理的成绩、问题与路向》。他认为,戏曲古籍整理从纵向来看,新世纪后取得的成绩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影印视角出版了众多大部头的影印整理成果。二是从排印视角完成和正在进行一些较为稀见或体量较大的整理成果。三是出现了专门性、集大成式的戏曲汇编成果。当前戏曲古籍善本大部分都已经影印出版,接下来的戏曲古籍整理,可以从如下方面开展工作。首先,避免简单的重复,提升整理质量。其次,对戏曲古籍进行家底摸排,建立戏曲古籍目录库。再次,借助数字化技术,建构戏曲古籍全文数据库。最后,借助大数据技术,构建综合性高端数据库。戏曲古籍整理不能丢掉乾嘉学派的传统,更不能无视当前古籍整理的总体趋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在重视短期科研考核和单部古籍整理质量的前提下,更要注重整理成果的长期效用和综合价值,全方位推动戏曲研究向前发展。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张婷婷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张婷婷作了《元曲中的北方少数民族曲乐及其特征》的发言。她认为,元曲是可和乐歌唱的艺术,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成就。就其乐调来看,其源于北方流行的歌曲,并广泛吸收民间小曲,除与前代的宋词有着密切的关系外,还与唐宋大曲、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北胡俚曲、北民俗曲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渊源血亲联系。元曲同时受到汉族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滋养,尤其是宋金时期,流行于北方的蕃曲,直接演变为元曲曲牌,在特定的场合中演唱,构成为元曲音乐多元的文化景观。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江棘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江棘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消费的抵抗与生产——视觉文化转向中的戏曲传播》。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京昆为代表的中华戏曲在日益商业化的世界中几乎同时完成了“国粹”的身份定位和启动了现代转型的进程。无论是京剧,还是地方剧种和小戏,就剧艺水平和对于民众生活、民间文化、社会空间的介入而言,产生了诸多飞跃的黄金时期。在日益“普世”和一体化的现代逻辑面前,戏曲并没有也不可能自外于视觉文化的转向这一进程。正如“现代性”同时存在着不乏紧张乃至自反的诸副面孔,视觉文化转向也不能简单以“图像凌越文字“、”图像凌越声音”来描述,消费的“抵抗”与“生产”,并不是秩序井然地先后发生,而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始终处于不断互动中的“间性”呈现。正因此,当代剧场的景观化、奇观化,体现着资本对于人们的感官、欲望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操控,或也蕴含着将剧场打造成全新的公共空间和“异托邦”的可能。这既是今天我们的思考和实践所要清醒面对的前提,也是若要在百年来、百年间前人努力之上再行超越的基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何玉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何玉人作了《陕甘宁边区戏曲文献整理研究——陕甘宁边区创作剧目概述(1938—1948)》的发言。她认为,1937年至1938年陕甘宁边区创作的剧目是前辈革命文艺工作者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戏曲近代以来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记载。由于战争的原因和条件限制,大多数剧作佚失或残篇,抢救性整理、记载和研究这些革命文艺文献,既是为中国戏曲史存档,也是当之无愧的历史责任。陕甘宁边区创作剧目的作者是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志士,他们大多有较为深厚的文化知识,热爱戏曲艺术,为寻求革命理想,投笔从戎。剧目现实题材作品反映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与挣扎,历史题材作品大多是对现实有感而发,将现实性深深地置入其中,使历史剧具备了浓厚的当代意识和现实感。

    河南师范大学讲师陈琛

        河南师范大学讲师陈琛在《梅兰芳与都市文化浅析——从<申报·梅讯>建构的梅兰芳形象谈起》的发言中提出,根据1920年至1929年《申报·自由谈》的“梅讯”专栏分析《申报》中的梅兰芳形象建构,可以看出该专栏采用“起居注”的形式,从梅兰芳的形象、风度、艺术、社交等多个方面跟踪报道了梅兰芳在上海的演出生活。《梅讯》所力图建构的梅兰芳形象是多维立体的,可大致分为艺术之梅兰芳与生活之梅兰芳,二者相辅相成。艺术方面,梅兰芳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推陈出新,传统深厚;世界眼光,国剧代表。生活方面,谦谦君子,爱好风雅;允文允武,摩登时尚;洁身自好,热心公益。以《申报》为代表的都市大众传媒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梅兰芳形象的建构时也折射了中国近代都市化进程中京剧演员的明星化、士优关系的变化及中西艺术的碰撞与交流等问题。

    浙江传媒学院助理研究员裴雪莱

        浙江传媒学院助理研究员裴雪莱作了《舞台之外:书信往来中的梅兰芳演剧关系图考——以<梅兰芳往来书信集>为中心》的发言。他认为,梅兰芳书信往来中牵连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人物群体,横跨不同历史时期,成为戏剧演出的背景及延伸,展现舞台之外的世界,见证梅氏舞台艺术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以《梅兰芳往来书信集》为研究对象,这些信件内容体现一代名伶情感史、生活史等诸多方面内容,交织着复杂多样的人物关系,包括家庭成员、梅党成员、四大名旦、社会交往等。同时,梅兰芳如何化解矛盾,协调人物关系。总之,书信显示以梅兰芳为中心,形成戏剧创作、演出、评赏的多重循环生态链,还原梅兰芳艺术生活的生态图景。

    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吕茹

        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吕茹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梅兰芳前三次至沪演出及广告》。她认为,梅兰芳第一、二次至沪的演出广告,凸显王凤卿的名角、梅兰芳的配角的设计,演出传统的剧目,以美丽的姿容和扮相为号召,在唱、做等方面提升表演技艺,演出较为成功;第三次至沪时,为迎合上海京剧舞台竞演改良新戏的时代浪潮,以及随之而来观众审美情趣的转变,梅兰芳创排大量改良新戏和时装新戏,因此广告设计以新戏效应吸引观众。通过前三次至沪演出,梅兰芳已基本开拓出独特的艺术之路,即以创排歌舞性质的古装新戏为主,同时致力于研习昆曲、编排时装新戏,初步形成梅派的艺术风格。

    安阳师范学院讲师王亚非

        安阳师范学院讲师王亚非作了《梅兰芳纪念馆藏抄本<涂蜜计>考述》的发言。他认为,《涂蜜计》是梅兰芳先生收藏的诸多戏曲抄本之一,该抄本所演绎的故事在当时的京剧舞台上并不常见,它保留了大量的舞台提示,这些舞台提示既包括我们常见的人物动作、砌末道具,还包括了大量的舞台布景和舞蹈设计。后世流传的“涂蜜”故事戏曲版本的对比中,梅兰芳纪念馆藏抄本《涂蜜计》不同于北京图书馆藏《骊姬祸》和斗山山人编辑《骊姬祸》,少了关于夷吾、重耳的内容,突出了骊姬与申生正反两面的内容,使故事情节更加集中,更有感染力。当代剧作家郑怀兴创作的《晋宫寒月》深刻展现了申生、骊姬两位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困顿、抗争、无奈与决绝,人物形象更有现代意识。梅馆  《涂蜜计》与郑怀兴《晋宫寒月》在人物的深入挖掘上具有相似性。抄本《涂蜜计》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创作者对社会生活、对传统的忠孝信以及对人性的朦胧思考。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后蔡敏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后蔡敏在《从<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目录>看梅兰芳戏曲学史的贡献》的发言中认为,梅兰芳搜集、珍藏的戏曲器物,可以说是戏曲史料和梨园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齐如山所著《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目录》列举了梅兰芳捐赠的馆藏器物以及相关器物的具体情况。这份目录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戏曲文献整理,突出了戏曲学史料的特色,有利于深入研究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以及他在京剧演出史上做出的重大改革,同时,为建设戏曲博物馆提供借鉴和基础。

    《梅兰芳藏珍稀戏曲钞本汇刊》

        梅兰芳纪念馆在会场展示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辑的《梅兰芳藏珍稀戏曲钞本汇刊》样书。这套样书受到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是梅馆近年来整理梅兰芳文献资料的重要学术成果,将于2019年12月全部出版。此次研讨会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庆祝时期,同时国家授予梅兰芳“最美奋斗者”称号,是梅兰芳戏曲文献和中国戏曲历史、文本文献的重要学术会议,其学术成果将对梅兰芳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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