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傲雪吐芬芳　舞台艺术代相传 

    侯丹梅：体制改革成就贵州京剧院全国地方院团领先地位

侯丹梅

        我出生于梨园世家,从小学戏。1986年离开大连京剧团回贵阳。那时,省内有11个京剧团,后来改制、合并,就留下贵州京剧院一家。这几十年来,贵州京剧院在不断引入人才、创排剧目、全国巡演过程中,逐渐形成气候,成为如今国内知名的京剧院团。改革开放,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走过来了,会一直走下去。

        过去,贵州京剧院前身贵阳市京剧院可谓人才云集,四梁八柱齐全,可以同时分出3个演出队到各地巡演。后来,由于多元文化冲击,剧团日渐式微,进入青黄不接状态。那时的剧场已有40年历史,羊毛毯破破烂烂,练功用的海绵毯脏得不成样子,每天练功,一个跟斗翻下去,灰尘扑面,日子久了,我竟因此染上胸膜炎。医院住了两个月,刚康复就有一个到遵义的演出。结果这一去竟遭遇车祸,脸上缝了三十几针,我心想:“这次是真的完了。”

        回家修养不久,接到第一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的参赛通知。本来我已决定放弃,但母亲一席话把我“赶”上了北行的火车。她说:“我们唱戏几十年,从未有过全国大赛的机会,你就这么轻易放弃?死也要死在台上!”我发着低烧,去医院开了退烧药、消炎药,在火车上给自己打针退烧,就这么到了北京。我用前半段青衣、后半段武生的《铁弓缘》,拿下了这次比赛中青衣组最佳表演奖。

        我从小跟着父母走过全国不少地方,唯独家乡贵阳浓浓的人情味最让我留恋。

        90年代初,贵阳市京剧团依然处于待遇不高、对人才不够重视的状态,我也一度产生离开的念头。剧团的挽留,我对贵州的喜爱,使我留了下来。

        那时我还不到30岁,一门心思想培养年轻人,不少老演员表示无法理解:“你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就该你来唱,为什么把机会给别人呢?”

        “论资排辈”是戏曲界传统中不成文的规矩。但我认为这规矩很不合理。京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同一个舞台上,演员之间水平不能拉得太大,而那时的剧团已是青黄不接的景象,面对这种状况,我必须让现有的演员提高水平,同时还要引进更多的好苗子。

        10多年前,我从河南京剧院引进马红光、杨炳旭时,他们身上的钱只够买火车站票,仅是抱着观望的心态来到贵州,一件行李也没带。到了贵阳,发现我们已经把寝室和所有生活用品都给他们准备好了,温馨的氛围让他们深受感动,坚定了留在贵州的决心。

        其实,在引进马红光、杨炳旭之前,我就曾与河南京剧院有过多次接触。先引进了一批十四五岁的学生,通过以团带班的方式,让他们边实践边学习。2006年,我上任贵阳市京剧院院长,又从河南京剧院引进了现在的贵州京剧院副院长冯冠博。

        贵州京剧院由过去的贵州省京剧团和贵阳市京剧院合并整改组建,是省内率先实行改革的专业院团。改革后,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激发员工主动性的问题。我和几个负责人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奖罚方案,所有奖罚都和演员绩效挂钩,我首先以身作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去年,贵州京剧院做了489场演出,是国内演出最多的一个京剧院团。别人好奇我们是怎么做到的,“连轴转”就是院团的常态,白天进校园,晚上上方舟戏台,还有省外和国外的大小巡演,几乎一整年都没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