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即便是普通民众，他可能不知道作家汪曾祺，但一定知道现代京剧《沙家浜》；而汪曾祺就是《沙家浜》一剧的主要执笔者。

        我有幸与汪曾祺同为高邮人，且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后期与汪曾祺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曾庆高中同班，因为这层关系，在汪曾祺名气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响亮的时候，我就知道汪曾祺的名字，当然，也比别人早了很多年知道汪曾祺写戏，尤其是他写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沙家浜》。毫不夸大地说，30年前，我就想写一本揭示汪曾祺与《沙家浜》史实真相的书，但这本书直到2013年才写成，并于今年9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写这本书，最大的难度是写出汪曾祺在参加“样板戏”创作过程中的真实心态和行动轨迹，特别是他与江青的关系。不把这些关键问题想明白，是不好动笔的。我在反复思考以后，确定了两个原则：第一，对他与江青的关系，据实写来，不回避，不讳言，不缩小。例如，江青欣赏他写唱词的才华，“文革”中是江青下令“解放”了汪曾祺，是江青直接指示让汪曾祺在1970年5月20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的广场集会中，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汪曾祺自己也承认，江青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所以在“解放”他时的表态中，他才会说：“如果江青同志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样板戏”是群众创作的，江青只是剽窃了群众的创作成果，汪曾祺对此明确反对，他说，这样说不是实事求是的，江青在“样板戏”上还是花了心血，下了工夫的。汪曾祺认为，“样板戏”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一个是重视质量，“十年磨一戏”；再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突破，把京剧音乐发展了。

        但是，江青虽然看中汪曾祺的才华，也只是看中他那枝笔，在政治上她是明确与汪曾祺保持着距离的，从一开始，她就多次指示“此人控制使用”。这在北京京剧团是公开的秘密，汪曾祺本人也知道。所以，第二，我必须努力写出汪曾祺在特殊时期、面对别人看来是巨大的恩宠面前，依然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美德：宠辱不惊，淡泊名利等等。

        汪曾祺说江青“对任何干部，都是‘见官大一级’，用‘一朝国母’的语气说话。”江青说话的神情，完全是一副“白相人面孔”。但江青有时说话不仅在理，而且直白率真。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最初北京京剧团在接受江青布置的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的任务时，成立了一个四人改编创作小组，分别是：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肖甲，编剧兼艺术室主任杨毓敏，汪曾祺。汪曾祺排名最后，但实际执笔的是汪曾祺。“文革”前，京剧《沙家浜》正式出版过一次，署名却只有两人：汪曾祺、杨毓毓，而且汪曾祺排在前面。这是江青的指示。

        在确定写《汪曾祺与〈沙家浜〉》后，我从动笔开始就明确要求自己：要以严肃的写作态度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的叙说，力戒虚浮，绝不戏说，尽我最大的努力，拂去时光的尘埃，还原事实真相，写一本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