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盛兰

    祖籍安徽。1914年12月10日生于北京。

    9岁入其父叶春善创办的富连成科班，始学旦角，后改小生。

    16岁出科，参加马连良扶风社，章遏云忠信社，剧坛瞩目。

    30岁自立育化社，开创小生挑班先例。

    35岁加入中国京剧院，任首任团长。52岁告别舞台。

    1978年6月15日在京病逝。
 

        今年是京剧叶派小生艺术的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兰诞辰100周年。文化部、中国文联、全国政协京昆室，以及中国剧协、国家京剧院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艺术大师。正如叶盛兰之子、当今叶派小生掌门人叶少兰所言：“这一系列活动不只是对我父亲个人的纪念，更是对整个京剧事业的促进和激励。”

    叶少兰 父亲连存折都没有

        说起父亲叶盛兰，叶少兰饱含深情：“父亲从艺一生，饱经磨砺。”叶少兰说父亲平时喜欢观察、思考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素材内容；关注生活，把军人、工人、农民、老师、干部、教授、学生、服务员、厨师、小商贩都请至家中客厅，促膝交流，奉为上宾，一视同仁，所以创造的叶派小生艺术是处处讲究，处处有根据的理性表演艺术。

        叶少兰说：“先父是一位爱党爱国的艺术家。1949年10月1日凌晨，他欢天喜地地登上扶梯，亲手把五星红旗挂在大门之上。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党的号召，放弃挑班艺人每月一两千元的优厚收入，毅然参加了新中国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实验一团（中国京剧院前身），并担任首任团长。当时每月薪水只是800斤小米，折合60元人民币。在抗美援朝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父亲积极响应号召，第一批赴朝鲜慰问演出。在遭受飞机轰炸的山洞里，他们为战士们演出《八大锤》。‘文革’前，父亲还将一批珍贵文物——富连成科班400余出剧目的手写真迹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中国京剧院建院初期，叶盛兰带领新的队伍率先创演了京剧新编剧目《柳荫记》、《三打祝家庄》、《周仁献嫂》、《水淹下邳》等。叶少兰说：“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国有剧团团长，他坚决抵制工作懈怠，建立起新中国第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准时上下班的院团。父亲那时已是知名的艺术家，仍然保持天天练功的习惯，还经常把不同行当的演员请至家中，向他们学习先进的表演艺术。”

        叶少兰说父亲的一生都全身心地扑在京剧事业上，生活中艰苦朴素，还常常帮助别人，“有一次他在上海演了两个月，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时，一位上海的同行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找到他，称自己患病欠债，如果得不到他的帮助只能带着一家老小跳黄浦江了，父亲当即把两个月演戏挣的钱全部给了他。”叶少兰说：“从1957年政治运动降低级别，直至1978年故世，他以216元工资养活我们12口人的大家庭，从未向组织和个人借用过一分钱。”

        最让叶少兰难忘的是：“我父亲直到去世时，连存折都没有，中山装的蓝布口袋里就只有一张10元新票儿，这还是住院前跟我母亲开玩笑说‘你也给我张新票儿让我过过瘾’。医生建议让他留些遗言，父亲未说一句有关财产与后事的话，只是郑重地嘱咐我们说：‘要刻苦学习，满怀信心，把京剧小生艺术继承好，传下去……’父亲走了，走的时候他留下的全部钱财就是布衣口袋里的一张10元人民币的新票，但却为我们留下了值得享用终生的一座崇高宏伟的精神金山。”

    叶蓬 弃包银挣小米父亲很骄傲

        叶盛兰的长子叶蓬，是当今京剧界杨派老生代表人物。他回忆说：“父亲是第一位弃私入公的挑班演员。他放弃丰厚的包银，主动改挣小米，并骄傲地说：我现在是新中国的干部，是国家的主人。”

        叶蓬说，“父亲对京剧艺术极为用心，现在大家看到的电影《群英会》已经是父亲据理力争后的结果了。原本导演连周瑜出场、点绛唇等等都要省略，就像影视剧那样一上来周瑜即已坐定，什么定场诗、自报家门全不要，以便加快节奏。结果父亲直接找了制片厂厂长，这才把艺术精华基本保留了下来。”

        “文革”后，叶盛兰曾在龙潭湖畔与亲友们聚会，叶蓬追忆道：“那次和朋友们聚会，我父亲身染重病已经多年不唱了，但大家一致要求他一定要唱，于是唱了四句《群英会》。那时乐器都已没有了，我找了半天，才从床底下找了把原先花两块钱给叶光买来当玩具的胡琴给我父亲伴奏。那次聚会，大家还挥毫作画，父亲画的是牵牛花。”

        父亲直到去世时，念念不忘的仍是京剧。他故去的那年冬天，还在约萧盛萱先生商量《问樵闹府》；病了，还从床上起来走身段。“此生必当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有所贡献。”这是父亲常跟我说的话。

        叶盛兰的二代弟子夏永泉至今还记得老师的最后一台戏就是1964年的《白蛇传》。“当时老师身体不太好，不常登台。所以一公布他要演戏，排队买票的观众像长龙一样。”“叶先生在台上搭架子一走，台下就炸了，一直喊‘好’。老师后来跟我说，当时都不敢动了，动一下就是一片叫好！”他回忆道：“50岁时是老师的最后几场戏了。那些年，他在演出后还要扫堂（打扫戏台）、倒痰盂，以至于后来身体不好。他故去时就连‘表演艺术家’的称谓也被勾去了。”

        他犹记得自己演出前去探望老师，远远地就听见叶先生在高歌猛唱，一进院子看见先生从头到脚都扮上了，除了没化妆。“我当时心想，这么大的角儿了，每出戏都还要这么投入的研究情绪，他是每次演出都要有新收获、新悟性、新提高。”在夏永泉看来，老师对自己的艺术那么痴心，对自己的羽毛那么爱护，全身心奉献了一个“美”字，“现在很难说谁是‘小生第二’，因为距离叶先生都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