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京剧伶人之优秀与否，好像已经不再与能否“挑班”挂钩。比如言派声腔，喜欢它的人已经很多，没人否认它是京剧流派百花园中很显眼的一枝。尤其是《曹操与杨修》出来之后，老观众会因为言兴朋（菊朋之孙）的演唱对这个流派产生一些新的感情，言派由之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普及。

        但是，言派在40年代前后的日子却是“不好过”的。言菊朋系票友下海，最初学的是老谭，在余叔岩嗓音不好时，曾一度执谭派老生之牛耳。后来余的嗓音恢复，二人的竞争激烈起来，言逐渐就不是余的对手了。余在谭的基础上发展成余派，言的声腔也因心境不好、体力日衰而走向精致纤巧，创造出另辟蹊径的言派。可能是在字音字韵上过分“讲究”，难免因词害意，所以给人一种“做作”之感。言派自创的剧目，也多是表现衰迈、垂死人物的幽微感情，如《让徐州》、《白帝城》等。言本人当年曾很努力，几次试图挑班，但几次都没成功。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一次珠市口开明戏院演义务戏，大轴为《战宛城》，李万春、小翠花、侯喜瑞、叶盛章等主演，倒第二是言菊朋的《法场换子》，倒第三是南铁生的《虹霓关》。这次演出是目击者第一次听言的戏，当南铁生演完、台上正在换场面时，许多观众向外走，目击者随之到了戏院门口，只见珠市口便道上，煤市街、粮食店街口卖馄饨的小摊上，顿时坐满了人。他回到剧场一看，观众走了将近一半。刚才《虹霓关》还热腾腾的，这会儿就变成冷清清的了。等一会儿言菊朋快演完时，外边的观众又呼拉拉往里走，原来是等着看《战宛城》了。

        40年代的京剧，在近代京剧史上并无亮色可言，因此此后言派的进一步衰微，也就无人理会。50年代开始，多数流派转向兴旺，一要靠自身的"成色"'二要靠本派人物的努力。这两条言派都缺。惟独60年代初期，中国京剧院的《杨门女将》面世，其中毕英琦扮演的采药老人便运用了言派，顿时光彩四射，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掂量言派，发现它的内涵不再是旧时代的伤感，而通过幽宛曲折一样也能表达出让新时代人理解的新感情。

        人们刚刚高兴不久，不料国家此后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文革”，一切万马齐喑。再后，就是本文一开头说到的《曹操与杨修》的出世。此中的杨修是戏中的第二号人物，但从声腔角度看，杨修的音乐形象比曹操要丰满。杨修的成功，可以视为是中国进入新时期以后，艺术上进入了健康的多元状态，言派声腔也得到了充分展示自己的机遇。

        这种情况颇引人深思。为什么同一个言派声腔，在它刚出来的时候颇遭冷遇，而在“冷处理”过一个时期之后，它便又重新发射出耀眼的光芒? 很奇怪，我忽然联想起北京著名的老字号仿膳饭庄。仿膳顾名思义，是仿效清官当中御膳房。在它最初的创始期，文字资料上我们能够看到诸如"千叟宴"这样的记载。它应该是奢华和铺排的，但以现代眼光审视，它又肯定是不符合现代人健康的饮食观点的。当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族得到了宽大处理，依然住在皇宫之内。1922年，冯玉样把末代皇帝赶出了皇宫，使得原来停留在御膳房的那些大师傅顿时失业。1924年北海作为公园公开向北京市民开放。1925年，几个御膳房的老师傅联合起来，在北海公园的北部五龙亭附近租了一处小房子，开设仿膳茶庄，除了卖茶，也卖些昔日宫中的小点心，诸如豌豆黄、小窝头。为什么这个时候仿膳不能“大”搞？我觉得当时的国民总心态是驱除封建余孽，如果大张旗鼓宣扬皇家饮食，估计会受到国民严峻的批判和抵制的。然而又过了若干年，人民的江山已经稳固，封建势力的复辟早已变成不可能实现的梦屯，这时政府才把仿膳迁移到琼岛北岸华丽的漪澜堂。这里的雕梁画栋充满了帝王气氛，如果在李白成初入北京时一步就来到这里，可能一把火就把它焚烧干净。但是，当北海已经变成劳动人民的游乐场所半个世纪之后，这种阶级的仇恨淡化了，仿膳不但可以安然迁移进来，而且还需要提高自身来适应这里的雕梁画栋。于是，仿膳改名为饭庄，并把已然丢失了的“满汉全席”又找了回来。如今，坐在雕梁画栋当中品尝满汉全席，已经是一件很安然、很惬意的事情了。

        言派的遭遇的确和仿膳颇为相似。在40年代前后，言派的那种纤细精巧的声腔，也和当时国家的大形势不符，和观众的听戏心理有抵触。因此才让观众感到"不受听"，从而使得言派“不走运”。当历史又走过了一些路程，让人们对于旧言派的成见淡化了许多之后，当改造过的言派出现在新戏中的时候，言派声腔便成为一种新的载体。通过这些似曾相识的声腔，人们感受到的则是新感情。有了这种铺垫之后，即使再听《让徐州》、《白帝城》中那些垂死的哀叹，新时代的人们也全然可以坐得住，并且可以把陶谦和刘备放进历史的画廊当中去欣赏了。经过了这一比较，我觉得言派大体属于“多样化”的范畴，作为"主旋律"的调剂，它是必须存在的，而且具有特殊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