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疆京剧界知名人士杨文英老人今年整整87岁，她到新疆已有50多年。这50多年来，她和原新疆京剧团的同事一起，为京剧在新疆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当新疆京剧团解散时，老人说自己想得通，因为她见证了新疆的巨大发展变化，知道随着时代发展，文化艺术成果更加丰硕，百姓在文化艺术欣赏方面有了更多选择，这是历史的发展。但在今天，老人对原新疆京剧团的往事，依然没齿不忘，想在“口述历史·说说60年来的新疆故事”栏目中，和大家唠唠家常，带大家重返那段旧时光，并希望京剧这一文化艺术瑰宝被继续发扬光大。 口述历史·说说60年来的新疆故事

　　口述人：杨文英采访整理：本报记者陈颖

　　我在新疆已经生活了50多年，见证了新疆的生活变迁，从来不为来到新疆后悔，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我成长，党要我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新疆就是我永远的家。

　　遥远新疆在召唤

　　我出生在河北农村一个贫农家庭，17岁就参军了。1958年，我转业到北京新兴京剧团，成为该团的一名党代表。那时，我爱人已经转业到北京两年了，我们有4个孩子。当时，北京新兴京剧团是一个私营班社，有一部分固定的演职人员，还有一部分是从社会上请来的临时演员。这个京剧团里当时没有一名党员，北京市文化局派我到这个团，就是要在新兴京剧团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60年年初的一天，北京市文化局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北京新兴京剧团要整团迁往新疆，问我同意不同意去？我说，我是军人，军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我听从组织的分配。那位领导对我说：“我们只要你明确的态度，团里演职人员和他们家属的思想工作，我们去做。”

　　这事定下来以后，北京市文化局的领导就先找团里的4名党员做动员工作。那时，我到团里已经两年，一共发展了4名党员。党员的觉悟都很高，一动员，他们就说要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

　　之后，我们就开始动员全团的演职人员，北京市文化局的领导对大家说：“一坐上火车，你们就是国营单位职工了。”当时，虽说北京的群众对京剧的需求很大，但是活跃在民间的京剧团基本上都是私营性质，没有铁饭碗可端。大伙儿一听，只要到新疆就有铁饭碗了，自然高兴，仿佛听到遥远的新疆在召唤。

　　坐上火车进新疆

　　准备去新疆的那些日子，我不仅要打理安排自己家里的事情，还要处理团里的各项事务。要清理团里的财产，要把演出的道具和服装等装车运往新疆，忙得焦头烂额。我爱人当时在北京带的是一个河北梆子剧团，事业上很有起色。但我要带着一个团去新疆，还有4个孩子，我们不能两头都顾。他只好舍弃自己的事业，带着4个孩子跟我一起走，当时，我的大女儿9岁，小女儿只有2岁。

　　13天后，我带着第一批人出发了，我们坐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有的演职人员家里有病人，但日程已经确定，不能更改，就背着病人上了火车。

　　当时火车还没有通到乌鲁木齐，我们下了火车后，又坐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大卡车。当卡车行驶过茫茫戈壁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有人说，这就是新疆吗？以后我们就要在这种地方生活吗？

　　到乌鲁木齐以后，很多人都失望了，乌鲁木齐自然无法与热闹繁华的北京相比，大家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加上没有想象中的住房，只是一些临时住处，大家的埋怨也是有的，但既然已经来了，也只能如此了。不久，第二批演职人员到达，连家属一共350多人，各家安顿下来。不久，新疆京剧团正式成立，我们在新疆的工作开始了。

　　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连咸菜都没有。在北京时，唱武戏的演员一个月有35斤粮食，唱文戏的演员一个月有32斤粮食，到新疆后，变成唱武戏的演员一个月32斤粮食，唱文戏的演员一个月28斤粮食，我们这些干部一个月只有26斤粮食。我爱人当时没有更好的单位可去，只好到我们团里工作。我们两个人要养4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压力非常大。这倒也罢了，让我难过的是，我们的一些演职人员，因为吃不饱饭，就把家里的被子拿到大街上去卖，也有的人去挖野菜。那些日子很苦，但总算都过去了。

　　为新疆百姓送戏

　　1963年，新疆京剧团排了一出反映新疆生活的京剧《西琳与帕尔哈特》。自治区文化厅让我们带着这出戏到北京去汇报演出。临走时，自治区文化厅的领导对我说，演出结束后，能回来多少人就回来多少人，让他们自己选择是留在北京还是回新疆来。

　　我们那次在北京的演出很成功，分别几年，再回到北京，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演出结束后，有些演职人员想留在北京，就到北京市文化局去诉苦，希望能回到北京，让文化局帮着安排工作。北京市文化局的工作人员拿出一个花名册让他们看，他们一看，那是一个登记北京市学戏人员等待安排工作的名单，其中有些人是与他们当年一起学戏的师兄弟，到现在还没有工作，在家闲着。这个花名册教育了这些人，让他们看到，如果留在北京，自己除了唱戏没有别的本事，肯定也找不到工作。这些去北京市文化局的人在现实面前受到了教育，安心地回到新疆。

　　从北京汇报演出回来后，大家都安心了，我们就抓紧时间排戏，到基层去演戏。三年自然灾害慢慢过去了，大家把心收到工作上，常常送戏下乡。在北京时，我们是两条腿走路——既演传统戏，又演现代戏。到新疆后，我们还是坚持两条腿走路。每当党的新政策下来后，我们就到田间地头，用快板的形式宣传党的新政策，把文化送到基层群众跟前。我还记得当年我们排的一出《焦裕禄》演出了很多场，特别受观众的喜爱。

　　演员开始新生活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日渐丰富，后来又有了电视机，大家不出门就可以看到各种电视节目，在这种情况下，京剧这一剧种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

　　新疆京剧团宣布解散时，我已经离休了，但我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说了我的意见，我说，老演员就不说了，他们基本都退休了。但那一批中坚力量的演员，正值三四十岁，正是出成绩的年龄，京剧团一下子解散了，让他们在这个年龄上就退休，实在是说不过去。京剧是我们国家的国粹，新疆这么大，得有一个京剧团，得把国粹传承下去。我还建议，把新疆京剧团和乌鲁木齐市京剧团合并，把尖子选出来，能退的退，能唱的唱，这样不仅能增加新疆京剧团的力量，也不会伤演员们的心。

　　我的一个女儿也在新疆京剧团，京剧团解散时，她正值出成绩的年龄，但只能退休。想当年，我的这个女儿学京剧时，只有7岁，我和爱人决定让她去学京剧，也是响应号召，让新疆京剧团的发展后继有人。

　　令人欣慰的是，新疆京剧团解散后，那一批正值出成绩的演员，在难过了一段时间后，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们有的被外省聘请去教学生，有的在乌鲁木齐带学生，他们都在为京剧的传承作贡献。有一些演员教出来的学生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大奖。

　　死了要埋在新疆

　　我已经在新疆生活了50多年，新疆是我永远的家。这几十年中，我目睹了新疆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用一句话两句话无法说清楚。要是好好说，我能说上几天几夜呢。别的不说，就说城市的变化吧。当年我们来时，乌鲁木齐哪里像个城市？它更像个大村庄，到处是土路，下雨两脚泥，天晴一身土。我们刚来时，住的地方都是破破烂烂的，吃的用的，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几十年中，我一天天看着这个城市在改变，我心里高兴呀！

　　我的子女以前也常埋怨我，说当年北京有那么多亲戚，为什么不留下一个孩子在北京，这样，大家以后到北京还有个依靠，还有发展的空间。每次听孩子们说这些话，我都沉默。后来，儿女们都到了一定的岁数，不再说这样的话了。前些年，我的孙子、外孙们有时也免不了埋怨，他们说我当年就不该到新疆来，说现在北京是多少人想去的地方呀！我对他们说，你们将来谁有本事就考学到北京去，这样就可以把你们的父母也带到北京了。现在，我的两个外孙女都在北京成了家，我的两个女儿也在北京，我的孙子在英国留学。我的老伴已经去世了，我的小女儿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现在，常有人问我当年后悔不后悔到新疆来，也有人问我为什么离休后不回北京去。我说，后悔啥？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是党培养了我，党要我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哪里的黄土都能埋人，我已经在新疆买好了坟墓，我死了要埋在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