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其所处的地域有很大的关系。北京地处北方燕赵之地，它是一个内陆城市，又是五朝古都，明清的帝都，其城市设计结构对称，方正典重的宫殿街衢和规整严实的四合院民居，具有皇气逼人和方正、稳健、凝重的城市气质和性格。上海地处江南水乡，乃是一个沿海的港口城市，它面向海洋，又有长江向内陆广阔的腹地辐射。它是一个移民城市，是对外开放的商埠，五方汇集，华洋杂居，城市建筑多元化，洋气，它具有开放、交融、便捷、时尚的城市性格。二是社会方面的原因。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花边文学》）。鲁迅对京派、海派一概采取贬抑的态度，这是可以商榷的，但鲁迅对京派、海派的社会本质的分析是很深刻的。正因为其社会原因，所以，京派有一派官气，海派则有浓重的商业气息。三是文化的原因，包括文化环境，人的衣食住行、行为方式、思维取向等。北京是历代科举会试的所在，它当然是经院式的。作为首善之区，流荡着一种闲适和隐逸的韵味以及古典主义的情调。上海是商埠，繁华的都市，华洋杂居，人口密集，商业发达，生活节奏快，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带有一种时尚的冒险的色彩。文化环境，比如上海中西文化交汇，演出场所林立，报纸、电台、唱片等传媒的发达，等等。综合起来，京派偏于官正、经典、古板；海派偏于时尚、灵便、洒脱。

　　海派京剧的形成和发展印证了上述的观点。京剧自1867年传入上海后，入乡随俗，逐步适应上海市民观众的审美需要，与在上海的徽班、梆子班合流，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形成了与京朝派风格相异的京剧，人们称之为“南派京剧”。后又经过京剧改良运动等实践，南派京剧发展成海派京剧。如果说南派京剧，主要偏重于地域方面的特点；那么京剧改良运动催生的海派京剧，除了地域方面的特点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性质方面含有了近代性的特质。这一时期的京剧，内容上贴近时代风云和现实生活，形式上大胆改革，吸收了新剧的写实手法等，又引进了外国题材。

　　海派京剧虽然脱胎于传统的京剧，然而它是在上海这一特殊的经济、文化土壤里生长的一枝奇葩，它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海派京剧的特点，一是贴近生活，追求新奇，时尚。在剧目题材方面，除了传统剧目外，编演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如《枪毙阎瑞生》、《黄慧如与陆根荣》　等都是根据发生在上海的实事编写的。海派京剧从内容到形式，都紧跟潮流，追求新奇、时尚。布景、服装都很时尚，机关布景更是运用现代科技，变幻莫测，引人眼球。二是突破规范，大胆创新，兼收并蓄。它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广泛吸收各种艺术营养，包括外来的电影、话剧、舞蹈等因素来丰富自己。海派京剧虽也重视纵向继承，讲究四功五法、表演程式，然而它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功法和程式，往往根据剧情和人物的需要，而加以灵活运用或突破创新。有时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而跨越原有的行当。三是表演风格通俗易懂，强烈火爆。海派京剧把广大市民阶层作为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格调通俗，强烈，火爆。它突破了只注重听的倾向，而且注重做工，有些戏采取“文戏武唱”的方法。因此，不仅可听，而且好看。它还追求舞台的整体效果，首创了京剧界的导演制及市场化的运作模式。

　　在上海，除了海派京剧外，有些剧种虽然不称海派剧，然而带有明显的海派戏剧的印记。如越剧，它最早是浙江嵊县传来上海的“的笃班”，后在上海立足，上个世纪40年代进行越剧改革，向昆曲、话剧吸取营养，后发展成典雅时尚的越剧，解放后更成为全国第二大剧种；上海本土戏剧沪剧贴近都市生活，吸收文明戏、电影等艺术营养，逐步以西装旗袍戏为其特征，在全国300多种剧种中独树一帜。上海另一本土剧种滑稽戏，用上海及其他方言，杂糅南腔北调，专演喜剧、闹剧。还有从苏北传入上海的农村香火戏，经过整合改造，逐渐发展成为都市淮剧。这些剧种都带有鲜明的海派风格。

　　在上海，也不是所有的艺术，都是海派的，上海是全国南北戏剧、戏曲演出的集散中心，上海舞台有极大的包容性，既有海派艺术，也有京派和其他流派的艺术，乃至外国艺术。就京剧舞台看，上海因海派京剧较为开放，致力于破格和创新，注重情节曲折、情趣丰富和娱乐性强而盛行，同时，属于京派的谭鑫培、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在上海也都演得大红大紫，因为京派的正宗严谨、规范圆融、火候适中、韵味古朴，也深受观众的赞赏。京派与海派是流派之别。从现实生活的多样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人们审美需求的多样性来看，各种流派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合理性。各种流派都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可能包含着长处与短处，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流派与流派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又有互补性，有时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因此，我们看待流派要有一种宽阔的艺术胸怀，不应持褊狭的态度，而厚此薄彼，以宫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