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乱，外地不少京剧演员流亡到贵阳，于是，这个山城开始有了京戏演出。

　　在当时的“金筑大戏院”，杜家的“京班”上演了一场又一场好戏，观众喜欢，场场爆满。后来经历“二·四轰炸”，戏院被炸毁了，但京戏仍在贵阳其他地方陆续上演。

　　不久又来了著名的“历家班”，还有陈佩卿、郝文玉、郝维期、郭春华等京剧名角；再后来，田汉先生带领的“四维剧社”经过贵阳，让筑城人一睹剧社演出的风采……

　　从退休干部邓宗强老先生对于抗战时期贵阳京剧舞台的讲述中，本报记者了解到京剧在贵阳的兴起、发展的脉络。

　　出生于京剧世家的邓宗强先生，已近耄耋，曾当过京剧演员，多年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的同时悉心研究贵州京剧史，对于京剧有着深厚的情感。

　　听邓宗强先生讲述京剧在贵阳的发展历程，就像翻阅一本“活”的贵阳京剧史。

　　■京戏移师到贵阳

　　“贵阳是在上世纪初开始出现京戏的，不过那时的京戏还被称为‘京调皮黄’。因为当时时局混乱，在北京读书的学生及职员中的‘京调皮黄’爱好者将这一传统戏曲带到了贵阳，并组织了‘京调会’，由此开始有了京戏表演。当时的贵阳人对这一新事物很感兴趣，但多是在军阀或大户人家中演出，为‘堂会’性质。”邓宗强先生介绍道。

　　“而京戏真正在贵阳出现营业性演出是在抗战爆发后。”邓宗强说，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乱，外地不少京剧演员来到贵阳。其中，有一位扮演丑角的演员名叫杜文林，很有组织能力，他组织的“京班”阵容强大，名角有花旦倚罗兰、青衣倚罗香、老生郑君麟、小生黄鑫樵、武生马凯寰及朱英麟、刘汉培等。

　　那时，到贵阳来避难的北方人很多，他们非常喜欢看京戏，贵阳的京戏演出也因此渐渐多了起来。

　　在当时的“金筑大戏院”（位于如今的贵阳百盛鲜花酒店处）老板的邀请下，杜文林的京班上演了一场又一场好戏。其中，刘汉培的《火烧棉山》、《打鸾驾》及《徐策跑城》，每一出都是一炮打响，观众是场场爆满，刘汉培成了这个京班的“头牌”。之前刘汉培在武汉唱戏，已拿到上千大洋的包银。

　　当时在安顺也活跃着一个京班，这个京班老板听说了刘汉培，特地到贵阳来邀角，刘汉培本意是经贵阳到昆明，这一邀角正合他意，于是他到了安顺，结果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十年。

　　杜文林的京班演出剧目很多，有旦角戏——全本《玉堂春》、《三娘教子》、《凤还巢》；有老生戏——《失·空·斩》、《四郎探母》、《群英会》、全本《伍子胥》、《长坂坡》、《挑滑车》；还有丑角戏——《打花毂》、《打城皇》、《打杠子》，以及短打武生戏等，都非常受观众的喜爱。

　　■没被炸垮的演出

　　1939年2月4日，日寇对贵阳发动了大轰炸，史称“二·四轰炸”，金筑大戏院被炸毁了，失去戏台的演员们大多数奔向昆明，只有少数年迈或拖家带口的演员仍留在贵阳，自谋生路。

　　但不久，殷江洲率旦角同时兼具青衣的琴湖灵、琴湖君，还有吴之家、付月山、周福珊、云丽霞、贾连城、李才宝等来了贵阳，和仍留在贵阳被称作“底包”的普通演员联合演出。演出地点在贵阳正新街，而演出的剧目很丰富，观众仍然很捧场。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日寇侵占武汉又攻长沙，来筑避难的演员越来越多，一部分是路过贵阳的，在贵阳演出一阵子就走。其中，由历彦芝率领的著名的“历家班”就两次在贵阳演出，演出地点位于如今大十字天桥处的“贵州电影院”。

　　“历家班”阵容很强，由历彦芝的子女、被称为“历家五虎”的历慧良、历慧兰、历慧敏、历慧斌、历慧森及一批将近二十岁的青年、还有聘请的老师组成。戏台上的“历家班”成员个个表现认真投入，演出非常精彩，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观众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

　　不久，有个叫吴仲谋的人在贵阳中山东路修建了一座在当时设施较完整的剧场——贵阳大戏院，也就是后来的贵阳电影院。

　　戏院建成后，吴仲谋亲自去北方邀角儿，请到青年旦角朱美英及其父亲、琴师朱良庚，其母、小生朱玉美，其弟、文武老生朱鉴麟来贵阳演出。朱美英先到贵阳，父母及弟妹乘车随后。谁知一家人到了独山，车坏了，当地没有修车的，过路车又很少，搭不上，一家老小只好步行到贵阳。其中的艰辛，今人难以想象。

　　同时，吴仲谋还邀请了有“西南谭鑫培”之称的老生陈佩卿，坤角老生郝文玉、郝维期，小生赵君玉，武生杨剑侬，当红文武老生董云鹏，当时上海出名的“花锤”郭春华等艺人，在贵阳大戏院轮番演出。其剧目多而精，有朱美英的《贵妃醉酒》、《馒头庵》、《董小宛》、《霸王别姬》，陈佩卿的《四郎探母》、《借东风》、《击鼓骂曹》、《马鞍山》等，郭春华的《火烧裴元庆》、《四平山》，还有《古城会》、《单刀会》等，都是场场满座。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贵阳已不止一个京班，还有毛祺祥以他女儿毛剑佩为主演的“剑佩平剧团”（因当时的北京为“北平”，故京剧当时亦称“平剧”）。此时日寇已打到桂林，当时的名角周瑞华便举家由广西经贵阳欲赶往云南，毛祺祥得知后立刻上门挽留周瑞华，并请他帮忙捧捧毛剑佩。

　　“那时的艺人很讲义气，周瑞华便痛快地留下给毛剑佩搭戏，于是毛剑佩又在原来的剧目中新增了《西游记》中的旦角戏，也让贵阳观众看到了周瑞华精彩的猴戏。”邓宗强说。

　　继毛祺祥、周瑞华之后，又有麒派老生郑君麟率领的武生刘冠英、旦角新艳霞等的京班来贵阳演出。

　　“剑佩平剧团”之后，毛祺祥又成立了一个分团，从成都请来杨氏两兄弟，兄杨镇华唱花脸，操琴，还会西洋乐器；弟杨玉华青衣、花旦、武旦皆能演。兄弟二人演《八宝公主》，杨玉华演公主，蹬高跟皮鞋，穿西式长裙，“趟马”开打；杨镇华演国王，穿着打扮全西化。在剧中逼狄青跟公主结婚的一段戏，杨玉华在台上跳踢踏舞，杨镇华配舞，还吹洋号，令观众耳目一新。连演几天，仍是一票难求。

　　■贵阳黔光京剧社

　　抗战期间，由田汉先生带领的“四维剧社”也经过贵阳，曾在此演出了几场经他整理改编的《江汉渔歌》、《武松杀嫂》、《梁红玉》等，“四维剧社”的学生在演出中个个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演出效果非常好，很受贵阳观众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唯一的“科班”——“管家班”，虽不长期公演，但只要有演出，观众便如潮水般涌来。

　　抗战胜利后，贵阳仍然有三、四个京班在继续演出，到1945年下半年就出现了一些有点名气的演员。

　　“当时从前方回贵阳的不少伤兵都涌向戏院看戏，他们不按号入座，戏院服务员去管，往往招来他们一顿打骂，甚至惹怒了还砸戏院、打演员，在这种混乱情况下戏没法唱了，戏院的主要演员便各奔东西，贵阳的京剧演出一时变得有些萧条。”邓宗强先生说。这之后的两三年间，虽然贵阳又零星来过一两个戏班子和演员，但要凑足一台戏，演员仍是不够的。戏班子举步维艰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49年11月解放贵阳。

　　贵阳刚一解放，当时分管文艺的相关领导就深入到艺人中间，与他们一起商议、组织成立剧社，专程到安顺将周瑞华、马俊华请回贵阳。

　　1954年，“贵阳黔光京剧社”成立，演员有周瑞华、马俊华、朱鉴麟、周少轩、牛金声、王荣亭、丁春亭、朱骏林、朱玉英等近40人，加上琴师、服装等人员，剧社将近百人，一下子兵强马壮起来。

　　剧社成立后，全体演职人员感到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尊重，热情高涨，演出了大量的优秀传统剧目。在成立后的六年间，演出达两千多场。

　　1958年，贵阳黔光京剧社与贵州省军区京剧队合并，成为贵阳市京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