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升，又名华堂，字廷保，北京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5年。他于1938年12月22日在成都春熙大舞台登台，极受欢迎，是当时成都最卖座的京剧演员。他的嗓音宽、亮、醇，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条件下，即使坐在可容纳3千观众的戏院3楼后座，也能听清他的唱、念。他会戏极多，戏路也宽，除老生正工外，也能演小生，还能演老旦和黑头包公。他在成都演出20年，俨然在老生界执牛耳，直到1958年奉调去贵州遵义。他拥有相当多忠实观众，包括各阶层、各种职业。刘去遵义后，演出同样很受欢迎。他除任团长外，还被安排为贵州省政协委员，后因患肺结核去世。

　　刘荣升9岁起师从朱天祥学演京剧，后在北京富连成搭班习艺，师从雷喜福等，在童伶中非常出色，在1914～1915年间富连成演出戏单上能见到他的名字和演出剧目。

　　1915年他与筱翠花作为富连成的学生曾被北京的《国华报》选为童伶中的“学士”，1914年《顺天时报》登载的“童伶内阁”两份名单中他均被列为“副总统”，有关介绍富连成的文章中也曾提到刘荣升系搭班习艺学生中唱老生表现很突出的。据刘荣升后人提供的情况， 刘荣升在上世纪20～30年代期间，先后到过青岛、上海、九江、长沙、武汉等地演出，曾给一些名角当配演，如梅兰芳、周信芳、黄桂秋、盖叫天、程砚秋、金少山等，颇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原成都大江票社票友孙家鸿老先生说，他曾见到梅兰芳有一次演出《坐宫》的广告， 是由刘荣升配演的杨延辉。据沈鸿鑫著的《周信芳年表》一书中陈琨编写的“周信芳演出剧目综录”记载，1925年刘荣升参加周信芳的戏班演出新编剧《鲁肃》、《汉刘邦》和《骆艳》，同台的还有欧阳予倩、高百岁等。刘荣升在成都演出的京剧剧目有的便是周信芳戏班当时常演的剧目，从其后他在成都演出的风格，也可以看出他深受京剧南派的影响。虽然海报宣传他是“谭派正宗”，但更准确地说，他兼收并蓄南北京剧之长而熔于一炉。

　　来成都之前，刘荣升是武汉“标准平剧团”的当家老生，该剧团为朱双云组建，是武汉市第一家正规京剧团，刘荣升和旦角卢翠兰、武生赵小楼等被邀请作为该团基本成员，该团在抗战初期曾积极参加慰劳募捐演出活动。1938年从武汉撤退时，刘荣升和家人与厉家班的厉彦芝一家同船到达重庆。1938年在重庆举行的征募寒衣大公演中，10月10日刘荣升与赵如泉、张桂芬等演出《战长沙》，10月12日赵如泉、刘荣升、赵君玉、张凤栖演出《临江会》，杨畹农和张凤栖演出演出《汾河湾》，厉慧兰和厉慧森演出《张义得宝》，在10月15日他和景韵琴合演《宝莲灯》，10月 25日演出《扫松下书》。此外他还曾和赵如泉、武双林等演出《走麦城》。

　　厉家班留在了重庆，刘荣升则于年底来到成都，登上春熙大舞台。同时登台的还有女武生武双林(刘的姨妹)。刘荣升头几天演出的剧目有《空城计》、《甘露寺》、《天雨花》、《打鼓骂曹》、《珠帘寨》、《借东风》等，他在成都演出20年一直被戏院聘为老生台柱。他嗓音特别好，成都人誉其嗓音很“kun”(阳平声)，即 “纯”或“醇”的意思，音色很美很动听，也很亮，很压堂。他念白吐字清楚干脆，加以扮相俊秀，做戏有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气派，故而深受观众欢迎。

　　刘荣升会戏极多，在成都的头10年中演出的剧目在100出以上，多是饰演主角，有时也为捧别人配演次要角色。抗战时期来成都的几乎所有著名演员都和他合作演出过， 如刘奎官、刘奎童、马最良、孙盛辅、杨玉华、醉丽君、关丽卿、赵荣琛、花想容、蒋宝印、王少泉等。他主演的连台本戏《济公传》，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济公装疯卖傻和嘻笑怒骂的形象，影响很大，在成都街头巷尾，一时出现了争相模仿刘荣升演济公的现象，成为观众热烈议论的话题。

　　当时在成都有一位与刘荣升齐名的老生，叫孙盛辅，曾在富连成坐科。两人最初数年分别在“春熙”和“华瀛”两家戏院演出， 抗战胜利后又在“友联京剧社”同台演出。由于二人在富连成学艺的时间有先后，孙坐科略晚于刘搭班，故孙盛辅尊称刘荣升为师哥。孙的嗓音略逊于刘，但刘演靠把戏不如孙。孙盛辅曾对刘荣升说过他对如何争取成都京剧观众的看法。他说“我打内，师哥打外”，意为他侧重于满足内行观众的品味，同时理解和推崇刘吸引更多一般观众。刘也曾说“我不能天天唱‘失、空、斩’，剧团有100多号人要吃饭！”刘卖座一般超过孙，孙曾对人说“我不敢与他比”。孙对刘一直很尊重， 二人互相关照和帮助，在业内外都传为佳话。40年代后期，孙盛辅参加康春京剧团到各县跑码头，可能是对刘的主动谦让。

　　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成都仅是四川的省会，不如陪都重庆政治地位重要， 但它一直是巴蜀文化中心，刘荣升在成都这个川剧名角荟萃之地，吸引了一大批本该是川剧的观众，用京剧的艺术魅力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值得令人深思！成都老观众至今仍怀念他，刘荣升在中国京剧史上应该有一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