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长庚是公认的京剧开山祖师，也是京剧老生行当的鼻祖，程长庚之后，京剧老生有三大流派，即孙菊仙的孙派，汪桂芬的汪派，谭鑫培的谭派。

        孙菊仙（1841—1931），名濂，一名学年，号宝臣，天津人。曾参与清军与农民起义军的作战，获三品衔。先为京剧业余爱好者，由票友而下海。“以《完璧归赵》《骂杨广》等剧著名。晚年登台，被称为老乡亲。”（《辞海》）文史掌故家郑逸梅在《孙菊仙与汪桂芬》一文中说：“程长庚后，成剧坛之盟主者，当推孙菊仙……孙、谭（鑫培）两派之区别在于，孙不用艳声，不使花腔，谭则纾曲委婉。”秦绿枝说：“从前的人活到六十以上而亡便不算夭折，七十是人生古来稀，八十更是难得的高寿了，京剧演员活到八十尤其少，孙菊仙竟活到九十左右，这又使人加深了对他的印象。”（《戏迷说戏·孙菊仙与汪桂芬》）

        张伯驹七岁时，也就是1905年，曾在天津下天仙看过孙菊仙主演的《硃砂痣》，他称：“当时即能学唱‘借灯光’一段，至今其唱法尚能记忆。”晚年他想起这段影尘前事，有诗云：“洪钟韵响落梁尘，三派程门一继人，七十二沽新子弟，无人不道老乡亲。”第一句诗是称赞孙菊仙天生有好嗓子，当时的文章说孙之唱腔有“黄钟大吕”之音。在诗后的长注中，张伯驹说：“孙天津人，是以天津爱好戏剧者皆以‘老乡亲’称之。但孙得此名号亦有原因。因孙曾去烟台演戏，烟台有票友帮，势力甚大，凡演员去烟台演戏，必须先去票房拜客送礼，演出始能顺利；否则，或终场无一好声，或票友手提一灯，将灯点着，出场而去，后之观众，亦随而去，至空场停演。”孙菊仙来此演戏，疏忽了这一点，首场演《空城计》，从出场到登上城楼，无一叫好声，于是孙将“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一句唱词，改为“我面前只可惜对牛弹琴”，台下大乱，呼叫停演、并要他在台上磕头赔礼道歉。当时台下看戏的，也有烟台经商、任职者的天津帮，出于乡情，与之抗争，称孙改戏词虽为非礼，但孙是我们天津的老乡亲，烟台票房来观剧，故意不叫好，就是对天津人的藐视。双方相持不下时，有另外的德高望重者出来调停：双方都有失礼之处，次日由孙再演《空城计》，以和为贵。到孙再演此剧时，从头到尾喝彩声不绝。“此后孙演戏，即将孙菊仙名，易为‘老乡亲’。”

        张伯驹十八岁时，其父寿日家中设堂会演戏宴客。孙菊仙演《硃砂痣》，刚出科的尚小云亦邀来陪演新娘子，尚之唱做曾被王瑶卿誉之为“棒”。张有诗云：“棒字一评最允宜，武功原自有名师。老乡亲演硃砂痣，陪唱曾看拍板时。”第四句诗，注曰：“余在台下观，见小云唱时，尚于袖内拍板也。”

        孙菊仙如此受到天津人的爱戴与追捧，不仅是乡亲谊重，还有其他原由：其一，孙出身贵胄人家，家境富足，又知书谙剑，大可在仕途发展，但他却痴迷于京剧，毅然下海，自成一派。其二，“老孙这人一生行的慈善真不少，他在天津还办了一个学校，因此无人不尊敬他。他每逢唱义务戏，只要把‘老乡亲’三个字贴出去，再贵的票价也要预售一空的。比方唱三天义务戏，他总要把《行善得子》摆在第一日，这就是他劝人为善的意思。”（徐慕云《故都宫闱·梨园秘史》）他近八十岁时，为奉直水灾义演三天毫无倦色，其风义令人敬仰。其三，他心怀宽阔，颇愿奖掖后学，他曾组织一个票友班，邀请金秀山、德珺如、龚云甫等名票参加，悉心指点。龚云甫玩票时习老生，孙见他生就一张婆婆脸，劝其改习老旦，后来果然成京剧界中的老旦泰斗。当时的上海票友学孙派出名的不少，如文少如、陈刚叔、赵萱堂……“他最欣赏赵萱堂的唱，赵演《乌盆记》，他不止一次反串丑角张别古为赵配戏。”（江上行《六十年京剧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