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因是京剧资深老生名票，不但与诸多专业名演员来往密切，而且与天津、北京两地有造诣的票友情谊弥深，他们互相学习，如切如磋，成为梨园一道绚丽的风景。

　　何谓票友？何谓票房？张伯驹说：“非伶人演戏者称票友，其聚集排演处称票房。其始在乾隆征大小金川时，戍军多满洲人，万里征戍，自当有思乡之心，乃命八旗子弟从军歌唱曲艺，以慰军心，每人发给执照，执照称之为票。后凡非伶人演戏者，不论昆乱曲艺，即沿称为票友矣。”（《红毹纪梦诗注·第二部所观票友戏》）民国初年，“居住在北京的一般王公大臣及子弟，为了解除孤独愁闷，从爱听京戏成习，进步发展到直接演唱京剧，最后逐步发展成一个不定期、不定人的自我表演、自我欣赏的戏班子。北京梨园票友们便送了他们一个‘龙票’的雅号。”（郑怀义、张建设《京城“龙票”载涛》）张伯驹熟谙天津、北京两地名票，并作诗以纪。

　　“听歌郑重岂寻常，一记胡琴一记腔，七十二沽诸后辈，无人不敬四爷王。”诗后注云：“天津盐商王君直，专学谭鑫培。老谭每出演，彼与陈彦衡（京胡演奏家）同往听，陈记胡琴工尺，王记腔调。在天津为谭派票友前辈，后辈票友称王四爷而不名，唯能唱而身段稍差，文戏尚可登台。”王君直（1867—1931）为学谭派戏，如此刻苦认真，并有天赋，方能达到较高水准。当时的北京还有一位名票刘曾复，是一位生理学教授，还是京剧研究家，就曾向王君直拜师学艺，并名噪一时。“故刘曾复于清华上大学时，常去王君直府上听其演唱，并从其学《四郎探母》、《二进宫》、《碰碑》等戏之唱腔及念白等，打下了良好的唱、念基础。”（刘嵩崑《刘曾复的师从》）

　　“三派齐称记析津，真传戏学老乡亲，只因嗓近云遮月，改唱铜锤味更醇。”诗后注曰：“天津雅韵国风票房，清末时甚盛，有谭（鑫培）、孙（菊仙）、刘（鸿声）三派，皆盐商。”此中学孙派的为陈子仙，请孙菊仙（老乡亲）住在他家。陈子仙之侄陈香雪，也学孙派，因嗓音稍闷，张伯驹劝其改唱铜锤花脸，乃有名净裘桂仙的风韵。张伯驹演《空城计》时，张饰诸葛亮，陈香雪饰司马懿，相得益彰。

　　天津名票，还有唱老生戏的王庾生，与王君直有“老王”“小王”之称，能演《南阳关》《打渔杀家》等戏。另一位票友叫刘子朴，学老生刘鸿声，因与张伯驹常来往，乃改学余叔岩。张伯驹赞之以诗：“始知范秀（余叔岩之号）艺超群，刘派声腔莫更闻。什刹海边同彩唱，王平小像误花云。”诗后注称：“某岁夏白寿芝五十寿，彼（刘子朴）演《空城计》，余为饰王平，钱宝森饰马谡。演后余拍一小照，上海画报登之，谓为《战太平》之花云，不知为王平，因两扮相相同也。”

　　袁世凯之子袁寒云，厮守天津多年，与张伯驹关系亲善，也是一位名票。“斜看雁阵列长空，绿减秋苹莲脱红，小宴演来风雅甚，曲家前后两袁同。”诗后注为：“余观袁寒云演《小宴》，其时寒云貌清瘦，极风雅之至。后又观袁珏生之女演此剧，其出场时斜看雁阵，前看秋苹红莲，亦风度飘逸。”

　　清王族中的票友亦多，如号称“红豆馆主”任过镇国将军的溥侗，光绪同父异母弟、宣统叔父载涛……张伯驹多有诗纪之。“亲贵当年旧郡王，贵妃醉酒似余庄，芦花荡并安天会，亡国今犹唱隔江。”诗后注云：“清贝勒郡王衔军咨府大臣载涛，曾从余庄学《贵妃醉酒》，从钱金福学《芦花荡》，从张其林学《安天会》……晚年与予同组京剧社，余曾观其演《芦花荡》一戏。”

　　载涛（1887—1970），“研习京剧甚勤，生、旦、净、末、丑样样拿得起来，其中最拿手的是武生戏。”《安天会》是一出猴子戏，武生重头，难度极大。“但载涛演来，却游刃有余。那时他又当壮年，自有幼工，所以扑跌翻滚，格斗拼杀，毫不费力，特别是《偷桃》《盗丹》两场，载涛模仿猴子动作，惟妙惟肖。”（《京城“龙票”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