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范进中举》大约是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在解放后惟一排演的新戏。其剧作者是著名作家汪曾棋，写作时间在50年代前半期，剧本发表于1955年《剧本》增刊。在最近出版的《汪曾棋全集》第7卷(戏剧卷)中，该剧 列于卷首，足见作者对它的珍爱。

        奚先生1957年排演了《范进中举》。但就在这一年，他和汪先生都被打成了右派。等运动的风暴稍微过去，奚先生召集他的弟子欧阳中石一起修改了剧本，1962年以后，就按照修改本上演。现在《汪曾棋全集》中发表的是原来的初稿，在汪生前，我也听到汪对这个改本不甚满意。

        如果不是当了右派，汪先生大约不会进京剧团当编剧。60年代以来，他在北京京剧团和马、谭、张、裘都搞得很熟，这些大角也都尊重他这个"文墨人"。汪一方面很随和，同时又不放弃原有的精神世界，便和现实的梨园还是若即若离。他对梨园文化具有很精辟的理解，但对京剧艺术的种种细节又不甚关心，写作中主要是抒发文人的情怀，从程式上考虑较少。他这样叙述《沙家浜·智斗》唱词的由来："那天，我就坐在这间屋子里，脑子里'转'着那几个人物，'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词就自己'流'出来了……""文革"后，他改编了一出丑角和花旦的中型剧目《一匹布》，只演了一场就收了。他曾叹息着告诉我："排戏时我一次都没去看，只要一上台，就不再是我心中的那个样子了。"身为剧团编剧，团里正排自己的戏而从不肯到场"旁观"，这实在是一种少见的现象。至少，汪先生和我当时师事的编剧前辈范钧宏等，是很不一样的。我身处其间，对两边都有所揣摩，发现两边想的根本不是一类问题。范先生多考虑舞台样式，考虑唱念做打如何水乳交融并推陈出新；汪先生更多考虑的是人内心的活动，在形式上如何铲除旧有程式，甚至如何与世界戏剧潮流接轨…… 奚先生的戏，我一次也没看过。但他排演汪的剧目时的所思所想，我却很能体会，因为我有在中国京剧院工作15年的经历。奚先生之所以选定这个剧本，大约也是为范进这个人物所"动"。但真进入排练，又发现剧本"纸面上的文思"太多，很难化为舞台人物的心理动作和形体动作。奚先生改时，和汪先生打过招呼没有?如果打了，又是怎么说的?--如此种种，现在二位均已去世，已无从查考也无须查考了。

        我单方面揣测，汪先生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人："我写完并且发表了，我的事儿'就完了"。最好是一字不改，如果非要改动(尤其如果是奚先生--人家毕竟是四大须生啊)，就让人家去改。我自己不动手，就可以不负责。如果改坏了，我不承认是自己的本子就是了…… 近年，我从欧阳中石先生一篇文章中看到当年修改的始末。文章说："他(奚先生)特别感到难演的是范发疯后的一段'忽听一声唤阿牛'的[倒板]以及上唱[娃娃调]'小河流水清悠悠'等都是闲情逸事，虽然后边演唱，鱼儿摆尾在水面走'一句时尽量做戏，甚至引得观众站起来，要看看台毯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毕竟与剧情没多大联系……"我一看就明白了，这大约上是没办法唱的，京剧观众毕竟不会有多少文化情怀。到后来，唱词为直接批判科举制度--"考得你昼夜把心血耗，考得你大好青春等闲考得你不分苗和草，考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考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考得你弓背又驼腰，年年考来月月考，活活考死你命一条!"这种唱词是能唱并且能够得"好儿"的，但肯定又是为汪先生所不欣赏的。

        不再谈《范进中举》了。但是，这件事涉及到京剧前进的路径。两边各有各的道理，谁也不肯轻易放弃。京剧要走向世界，京剧需要有更多的文人情怀，但京剧也不能离开现实的传统，不能排斥剧场中老戏迷所喊的"好儿"。何去何从，我一时感到了语塞。

        本来是属于常识范畴的事--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要好。问题是这两个积极性，却经常处在"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