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演出《串龙珠》始末 

        1938年4月23日，京剧《串龙珠》首演于北京新新大戏院，蔚为马派四大抗战名剧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马连良演出剧目选集》中，马连良毅然将之名列五部精选剧目之一，慧眼偏爱，可见一斑。同时反映了在日寇高压统治下，马连良的抗争精神和一位爱国艺术家的良知。在《串龙珠》创演81年后的今天，本报刊登马连良于1938年亲笔撰写的《我为什么要演〈串龙珠〉》一文，并由马连良之孙马龙撰文解读《串龙珠》创作背景，谨以此纪念。

    我为什么要演《串龙珠》

        我素常演演戏，是注重技术和唱功。关于布景彩砌等项，认为不是戏中的主体。那么戏中的主体是什么呢？那就是歌和舞。以布景和彩砌来炫耀于人，不独不能持久，而且也违背戏曲组织。

        我从前演戏，是主重《四进士》一类戏剧，因为写社会景状，有如燃犀照海；写人类的复（杂）形（态）心理，最为透彻。同时情节方面，重趣味化、重歌舞化，面面都好。可自从发现了《串龙珠》的旧戏，便把《四进士》等戏，视同敝屣。

        我觉得这出戏无论在情节方面、技术方面，都超过了以往各戏。这出戏写人类的善恶、残忍、忌妒和受冤受苦的呼吁，与夫慈善者的博爱，拯溺济危，两面心理的矛盾。若表演出来，一定予观者极大的冲动，而博得极大的同情。

        所以尽力搜索了旧本，费了许多的功夫，才敢郑重的公演。这出戏的情节，不消说，自然好极了；而技术方面、锣鼓方面，也有许多考究和恢复。

        我表演的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是这等好的旧剧，应当让它永远流传。这里的戏意，也应当让它永远流传。

   《串龙珠》创作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打响了入侵北京城的断魂枪。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一段从天堂坠入地狱的苦难生活。

        此时北京的京剧界，有杨小楼、马连良、谭富英、李万春、李盛藻、尚小云、 程砚秋、荀慧生、金少山、富连成（叶盛章领衔）等十大班社。不计其他中小型班社在内，有从业人员近千人，靠他们供养的家小则有数千人之多。艺人除了会唱戏，没有其他技能。为了维持这数千人的生活，他们不得不继续开台。如果按照战前的票价营业，根本就不上座。于是角儿们都同意打出“维持同业特别减价”的招牌，即把平时的票价打五到六折，收上来的票款分给普通艺人去维持生活，角儿不拿钱。同时，为了吸引观众，大家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上演“生平第一拿手佳剧”。

        为了能够维持上座率，各个班社不得不各出奇招。以前京朝派根本不接受的机关布景彩头班突然活跃起来，更有一些不堪入目的节目出现在中小班社的舞台之上，而大型班社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剧目创新上，用以招徕观众。

        这一时期，山西梆子正活跃于北京舞台。其中女须生丁果仙，艺名果子红，是一名以唱工见长的名家，她的一出代表作《五红图》深深地打动了马连良。该剧反映了元朝时徐州王完颜龙实行残暴统治，徐州百姓在徐达的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故事。因戏中徐达、郭广庆、康茂才、侯伯清、完颜龙五个角色都勾红脸，梆子称此剧为《五红图》，又名《反徐州》。

        为了造成轰动效应，吸引观众的注意力，马连良把已经基本息影舞台的老搭档、著名的架子花脸大家郝寿臣请出山门，饰演凶狠暴戾的完颜龙，自己饰主角徐达。1938年4月23日，《串龙珠》首演于北京新新大戏院。演出之前在报纸上做了连篇累牍的宣传，特别是马连良自己所写的《我为什么要演〈串龙珠〉》一文中，直抒胸臆地表达了他的爱恨情仇。

        沦陷之后，许多宣扬爱国主义的剧目均遭到了“禁演”，原本计划在新新大戏院演出两场的《串龙珠》于公演第二天便收到了日伪当局的“禁演”令，从此该剧在北京被封杀。为了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出《串龙珠》，马连良历尽周折，费尽心机，与上海租界地的巡捕房、戏院等多方协调，终于在1938年9月将此戏再次于上海租界内公演。出版了《〈串龙珠〉演出特刊》，特刊中的某些评论文章，同样是借题发挥，道出了生活在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心情。如戏剧评论家苏少卿的文章中写道：“若不是马温如新排《串龙珠》，引不起我对《反徐州》的回忆。30年前在庙会中听此戏（指曾看过的梆子演出版本）时，太平景象，熙熙攘攘，比之今日，一切一切都是天堂地狱之感，叫我好不惨然。”怨怼、愤怒之情跃然纸上。5000份演出特刊被一抢而空。

        在这种谈禁戏色变的严酷局面下，马连良仍坚持将这出强烈反映民族意识、正面歌颂反抗异族侵略的《串龙珠》带到各地巡演，足迹遍及日伪统治的各大城市，包括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地，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作为一部富有强烈即时政治意义的作品，能够做到艺术性兼具且达到较高水平，更是难能可贵。“叹英雄枉挂那三尺利剑”的名段，至今传唱不息。

    （丁嘉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