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把老娘挂心怀”

    ——谈京剧《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是传统京剧的一出经典骨子老戏，同时又是一台喜庆祝寿的吉祥大戏。故事取材于《杨家将演义》，但戏文略有不同，加强了对杨四郎在忠孝两难境地中矛盾纠结心理的铺陈刻画。故事背景是宋辽交兵，杨四郎（延辉）被擒后改名木易，为辽邦招为驸马，与铁镜公主成婚。夫妻恩爱十五年后，萧天佐摆天门阵，佘太君押粮草至边关御敌。四郎得知后思母心切，为公主看破，乃以实相告。公主甚为同情，计盗令箭，助其出关，私回宋营，母子、夫妻、兄弟相会，互诉离情，绵绵无尽。无奈时限将至，不得已挥泪相别。四郎复回辽邦，萧太后欲问斩刑，幸公主代为求免。

        相传此剧最早为张二奎（1814-1860）改编。张原为道光年间工部都水司经承，因酷爱皮黄，常客串“和春班”的演出，触犯朝廷官员不得粉墨登场的规定被革职，当时才24岁。后自组“双奎班”为老生主演，与程长庚、余三胜并称京剧“老三杰”，兼“精忠庙”庙首，以体表英伟，扮相雍容，嗓音宽亮，唱腔豪迈，气沛神足而又朴素自然，被誉为“奎派”，俞菊笙、杨月楼等皆得其教授。“四郎”一剧以唱工见长，尤集西皮之大成，将西皮的各种板式、唱腔，应有无遗地发挥到高难度的美轮美奂、淋漓尽致。三眼、二六、导板、原板、流水、快板、摇板、散板……从开场唱到收场。老生（杨四郎、六郎）、青衣（铁镜公主、萧太后、孟四娘）、老旦（佘太君）、小生（杨宗保），各有精彩的戏份和表演，尤以杨四郎和铁镜公主的唱予和汝，抑扬顿挫，以情催声，节奏紧逼，最为扣人心弦。众所周知，在京剧的两大主要腔调中，二黄长于表现低回凝重、悲伤感叹的情感，而西皮则更适合于焕发活跃畅快、慷慨激昂的精神。此剧却大胆地将西皮唱腔密集地组织在压抑郁闷的剧情氛围中，好像置鲲鹏于牢笼、困蛟龙于浅水，使痛快豪迈在迂回低沉的掣肘中，因一波三折、不能舒展而愈显痛感之美。

        张二奎之后，谭鑫培更以“四郎”为代表作之一，“杨延辉坐宫院”和“老娘亲请上受儿拜”两个唱段叫天遏云，万口传诵。再后，余叔岩、马连良、杨宝森等皆擅演此剧；铁镜一角，则以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张君秋等所演惊采绝艳、脍炙人口。作为一出高扬精忠孝义、祈盼天下和同的传统优秀剧目，经过几代艺术大师的千锤百炼，在艺术性、思想性上，日臻圆满。今天更成为戏曲舞台上一道不可或缺的视听饕餮大餐，尤以北京京剧院杜镇杰、张慧芳的主演，在前辈矩度的基础上立定精神，使唱念做演，愈趋炉火纯青，对剧中人物的性格、心理，有了更清晰、细腻的刻画和更合于今天时代精神的诠释。去年中秋节，在长安大戏院的策划下，由杜、张两位老师与上海京剧院的郭睿玥等名家在周信芳艺术空间作了一场全本“四郎”的交流演出，南北合作，雄秀交辉，极盘郁慷慨、委婉豪迈之致。

        清人刘献廷有云：“传奇堪比六经，虽圣人复起，不能舍此为治。”意谓隆万以降，因性灵的泛滥而导致名教的崩坏；“礼失而求诸野”，赖戏曲主要是花部乱弹演义忠孝、教化人伦，好比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形象化，使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尤其是不读书之妇人小儿，皆易懂而受其感动。特别是《春秋》“左传”中的故事，诛乱臣贼子、治邪说暴行、明华夷大防，更成为各地方剧种尤其是京剧剧目所取材的核心内容。后来专把京剧称作“粉墨春秋”，正是就其作为“名教乐事”、载歌载舞以尽善尽美的忠义千秋而言。明末清初，张溥曾发问：“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辈，却能够“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顾炎武更将“文化”所系的“天下兴亡”，责之于“匹夫之贱”。根本上，正是归功于此际传奇戏曲的兴盛，使阎闾大众得到了忠义的潜移默化，所以能葆斯文不丧。

        天波府杨家将的故事，父子兄弟、婆媳妻女、主仆妇孺，一门忠烈，千秋正气，为保家卫国前仆后继、可歌可泣。作为《春秋》义例在宋代的演绎，在京剧剧目中占有突出的比重，正是传奇而代六经为治的典型例证。从《金沙滩》《李陵碑》《清官册》到《太君还朝》，传统剧目不下二三十出，《四郎探母》正是其中之一；新编剧目亦有《状元媒》《雏凤凌空》《女将穆桂英》《杨门女将》等六七出。这些剧目，故事情节各异，但无不围绕着北宋朝廷的忠奸之争和边关的华夷之防，高扬了杨家将大义凛然、一往无前、慷慨赴死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然而，杨四郎的表现却与此主调似乎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让人不免有“软骨头”、“投降派”、“不忠不孝”、“给杨家将脸上抹黑”的遗憾。在宋与辽、母（佘太君）与子（大阿哥）、原配（孟四娘）与后娶（铁镜公主）、兄与弟妹（杨六郎、八姐、九妹）的二选一中，他最终选择的是弃宋、弃母、弃原配、弃弟妹！那么，精忠孝义又从何谈起呢？如果以其所弃取者为不忠、不孝、不义，那么，演绎这一出剧目的教化意义又何在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曾几次请教过杜镇杰、赵洪涛兄。他们谈到，其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戏曲界对这一问题也颇为纠结，所以，一度还有过修改剧本的反复尝试。在蒲剧中，甚至把故事情节改为杨四郎最后被佘太君杀死而收场。这一“大义灭亲”的改动，虽然简捷痛快，令人有热血沸腾的冲动，但实际的效果却殊不佳。冷静下来，联系前后的剧情细加回味，杀子之举不仅有悖人伦，而且实在太过简单化，让人不能接受。结果，“还是老一辈有本领，”杜镇杰说，“我们所想到的，其实前辈们都已想到过了。”于是，就像对待断臂的维纳斯一样，保留其残缺正是最大可能的完美；“四郎”的情节，也以恪守前辈“缺憾”的处理为最大可能的圆满。

        剧情即人情。人情的难处，不只在非此即彼的二选一，而更在亦此亦彼的二选一。“熊掌，我所欲也；鱼，非我所欲也”，当然是取熊掌；“熊掌，我所欲也；鱼，亦我所欲也”，虽然弃鱼而取熊掌，但实际上已经有些为难了；“女朋友落水了，我要去救；母亲同时落水了，我也要去救”，则究竟救哪一个？或者先救哪一个、后救哪一个？这样的两难，必须而且只能选一，才是真正的让人情何以堪！对于四郎来说，返回辽邦，固然是对母亲、原配、弟妹的“不孝”、“不义”；但如果留在宋营，又让公主、阿哥怎么办呢？

        恰好，在《名山九集》中有两则关于《春秋》义例的讲解，与杨四郎的两难之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其选的问题相关。

        其一“父重于君”：

        邴原别传：太子曹丕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座，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其二“孝弟”：

        圣人之言孝也，合弟而言之，合友而言之，合慈而言之。未有疾视兄弟、鞭挞子女而可以言孝者也。故曰：“妻子好合、兄弟既翕、父母其顺矣乎。”子路问士，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是语也，包乎忠孝而言之……孝不可不弟，忠可不和乎？宋明忠臣乃始有水火冰炭不相入者，其误天下事必矣。

        试将钱名山先生的这两段话，与韩愈《原道》所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夫所谓先王之教者，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结合起来，再来看四郎的不能尽忠、不能尽孝、不能尽义，实非不忠、不孝、不义，而是将至忠、至孝、至义的中华美德，置于一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境之中。

        四郎身在辽邦一十五载，既没有乐不思蜀，更不是卖国求荣，而是沙滩会的铁血豪情时涌心头，对老娘亲的念想常  “肝肠痛断”、  “珠泪不干”。相比于轰轰烈烈的精忠孝义，杨四郎不能尽忠、尽孝的至忠、至孝，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实在具有更深、更扪心自问的精神感染力。通过四郎从  “坐宫”、  “见母”到“返辽”，一段又一段声情并茂的唱腔，或委婉沉郁，或豪迈激越，或欢欣鼓舞，或痛彻肝腑……重要的并不在告诉我们应该何取何弃，而更在告诫我们，能够平平常常、“只如吃饭睡觉”般地工作生活，以报效国家、侍奉父母、慈爱子女，是多么值得珍惜的无上福分啊！如果把四郎和六郎的忠孝，视作如“水火冰炭不相入者，其误天下事必矣”。

        回想上世纪90年代初，家慈在劳作时不幸遽然离世。嗣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翻来覆去地读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听余叔岩的《四郎探母》，每次都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伤痛油然涌上心头，逼到眉头不能自禁地潸然泪下，引起小女的困惑不解：“爸爸，你怎么又哭了？”——胸中一段，“哭头”三叠，回肠九转“每年间花开儿的心不开”，于兹而对四郎的精忠孝义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天长地久，此情无绝：愿天下的“老娘，福寿康宁，永和谐无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