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浩梁讲述《红灯记》的幕后，以及与老师李少春的故事
每一个时期，都会形成一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或艺术形式，它们是这个时代的印记，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一种风貌。
例如汉赋元曲、例如唐诗宋词、例如明清小说，再例如样板戏。样板戏，作为动荡十年时期被树立为榜样的戏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分流行，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样板戏，一代人的记忆
有一些艺术形式是为了特定时期服务的，它们在那个时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一旦这样的时代过去了，它们就会瞬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样板戏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革命样板戏”这个称呼，最早在1967年5月被叫响，当时有8个革命样板戏在北京六大剧场反复上演，即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乐《沙家浜》，后来它们便成为了人民心中记忆深刻的“八个样板戏”。
不过，红极一时的样板戏当然不止8个曲目，实际上样板戏至少有20多个。
只是当初推出的八大样板戏实在太过于深入人心，以及当时有许多作品并不被冠以“样板戏”的名称，因而大家普遍都不清楚样板戏到底有多少。
样板戏，产生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下，样板戏的主题和样式同样有着特定的模式。
样板戏最大的特色，正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特定的程序、规范，塑造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人物，就如同现在的好莱坞大片一样，成批量地塑造出了符合当时人们审美和心理需求的英雄人物。
它借鉴了话剧舞台美术形式，用西洋绘画的写实布景、道具、服装改变了传统京剧中注重写意的特征，在艺术上追求精雕细刻，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不过，样板戏同样因为是“样板”，因而有它的刻板、杂凑生硬的问题，它过于写实的布景，削弱了观众的想象空间，而且样板戏在表演上过分追求贴近生活和人物、在配乐上又过分程序化，让戏剧唱腔变成了某种歌曲。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那个年代，红遍全国的样板戏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现在，那个年代的人聚会，还会唱上几句样板戏的选段，颇能引起一些共鸣、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钱浩梁和《红灯记》
《红灯记》是当年非常出名的样板戏，讲述的是抗战时期地下党李玉和一家三代向游击队传送密电码、与日寇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故事。
在《红灯记》中饰演李玉和的正是钱浩梁先生。
钱浩梁从小就跟着父亲学戏，后来考入了上海戏曲学校，在学校里，尽管他进步很快，但因为年龄偏小，因而当时的演出总也轮不到他主演，后来学校停办，钱浩梁便在家练功、随父演出。
1956年，钱浩梁从从中国实验戏曲学校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实验京剧团担任主演，期间先后跟李少春、李生斌、盖叫天等人学过戏，因而他学贯南北、武功卓著。
1962年，钱浩梁被选调到到中国京剧院学习。
有一次，剧院演出《伐子都》，但主演突然得病不能上场，便让钱浩梁来救场，恰好这晚某个反动份子也来看戏，钱浩梁年轻武生的扮相和演技给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便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64年2月，中国京剧院排演《红灯记》，当时，李少春是扮演李玉和的A角，而B角则选定了李少春的徒弟钱浩梁。
而因为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作为B角便在《红灯记》中频频亮相，最终还是拍板让钱浩梁演了李玉和，理由是“李少春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
最后，钱浩梁在电影定型版中饰演李玉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因此红遍全国。
按理说，这应该是钱浩梁最为辉煌的时刻，但当动荡十年过去、年华老去，沉寂多年的钱浩梁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却说：“如果我不搞《红灯记》就好了。”
在《红灯记》创排50周年的时候，钱浩梁再次出现了公众面前。
人们对于《红灯记》印象最深刻的是，是那张他“一手提灯 、一手放在身侧”的剧照。当钱浩梁提到这张剧照的时候，他表示这实际上是这部剧的视觉代言，是京剧在现代变形中的精华体现。
钱浩梁说，在整个《红灯记》中，最难的是戏中许多的动作就要像工人，又要像传统的京剧。
为此，他们要去北京火车站体验生活、找到工人的“感觉”，但又要把“工人的生活”放进舞蹈中、放进样板戏的“公式”中，做到“似像非像”才是样板戏的精髓。
在重新排演《红灯记》的过程中，有钱浩梁、刘长瑜等当年的原班人马全程参与，但钱浩梁说自己从来都不对年轻演员的表演品头论足。
钱浩梁说，这是因为怕得罪人，这可能是出于对于当年那场浩劫的一种后怕，或者是说一种后遗症，但更多的还是，钱浩梁认为即使说了，年轻演员可能也达不到当年的那种样子。
他说，当年的样板戏《红灯记》，每一个细节都是刻出来的，即使是一个喝酒的动作，都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手肘要圆、另一只手要配合，这样才能让观众们看出样板戏的样子来。
但这样的戏，需要有非常充足的时间去排练，而重拍《红灯记》当然是不会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准备的。
尽管钱浩梁觉得说了会得罪人，但是还是和采访记者说了自己对现在的“传统戏”的看法。
他表示戏曲节目排出来，就是要给观众看的，要让观众能看懂、能看服，还要让观众看完了就念念不忘、回家还能去回味这出戏。
这就需要演员基本功扎实、唱念做打每一个细节都精心雕琢、都讲究深刻，哪怕是台上的龙套都马虎不得，而现在的许多演员看着架子还行，但实际上基本功不牢，戏曲便缺乏美感。
比如翻跟头，过去的演员翻得高、落地也轻飘飘的，但现在的演员落地太重，缺乏美感，“翻得再多也没有意义”。
恩师李少春
李少春，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出身梨园世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便加入了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担任团长。
钱浩梁在中国实验京剧团时，主要就是傍着李少春、袁世海演戏，钱浩梁还向李少春学习过《野猪林》，而后排演《红灯记》，更是李少春提出让钱浩梁当李玉和的B角，并手把手地将扮演李玉和的精髓教给了钱浩梁，要说李少春是钱浩梁的恩师，一点都不为过。
在提到李少春时，钱浩梁满是尊敬，他说《野猪林》是李少春教的、《柯山红日》是李少春的戏、《红灯记》的唱腔更是李少春所创，这些年但凡有演出的机会，就必定会选择李少春的戏，因为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对老师的尊重。
钱浩梁曾经表示，早在1953年去罗马尼亚演出时，他与李少春就已经有了合作，只不过那时候李少春是团长，而钱浩梁还只是一个学生。
而无可否认的是， 钱浩梁虽然向许多大师都学过戏，但从李少春那里，他有最多的收获。
因为《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腔几乎都是李少春所创作的，因而当时钱浩梁不仅学习了李少春的唱腔、更学习了他的方法。
在最后正式演出的《红灯记》中，虽然有一些地方在原调的基础上调高了一些，但许多低沉的、双关语的唱段完全保留了李少春的设计，一点没有动，因而也可以说是李少春最终成就了钱浩梁。
要我们现在看来，如果李少春和钱浩梁这师徒不是相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或许他们将会给京剧留下更多的舞台传奇。
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必须了解到，钱浩梁曾为了自己的前途，将李少春、阿甲等人与林默涵等“文艺黑线”挂上钩，将他们作为“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开火。
钱浩梁是一个好演员，但也许在那个年代，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听话的好干部。
1975年，四届人大之后不久，钱浩梁便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住进了梅兰芳原来的寓所。
也正是在这一年，李少春突发脑溢血入院，弥留之际，钱浩梁在他的床边站了很久，却始终一言不发，最终也就这样默默离开，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钱浩梁可能为他的所作所为懊悔过，但这一切，也许已经不适合在这时说出口了。
但每一种选择，都会有不同的后果，当动荡十年结束，钱浩梁经历了数年的隔离审查，最终虽然他被免于起诉、回到了中国京剧院，但再也不能登上舞台。
直到1988年，北京中山公园的义演，钱浩梁才重返舞台。
有人曾总结过他的一生经历：年轻成名，“动荡十年”红人，年老磨砺，重返舞台，这16个字，大概就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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