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现代京剧《红灯记》第一次在台湾演出。

        当时赴台演出的是中国京剧院。

        院长吴江兴奋地说："台北观众对《红灯记》来台反应十分强烈。台湾观众对《红灯记》了解不多，但都知道这是一出革命样板戏，描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故事，在艺术上堪称经典之作。"

        "京剧"是世界华人共同的文化遗产。从乾隆年间"三庆班"进京演出开始，历经3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舞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一说到"京剧"观众想到的首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现代京剧"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现代京剧"才真正进入繁荣昌盛的大发展期。这时候出现了大量经典之作，比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其中最经典的称之为"八大革命样板戏"。

        由于两岸文化交流的不畅，台湾很多观众都听说过"现代京剧"和"革命样板戏"，但没有看过。在他们的印象里，京剧的题材都来源于历史，舞台上出现的都是古装人物，京剧怎么可以"现代化"呢？因此，《红灯记》第一次到台湾演出，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和轰动是必然的。

        首场演出在台北市孙中山纪念馆进行。

        作家龙应台和她父母以及一位方伯伯观看了演出。

        孙中山纪念馆有3000个座位，是台北市大型演出场所。当龙应台得知《红灯记》要在这里演出时有点惊讶，因为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演出一般不会预定这个场所，观众不容易坐满。也许经纪人不懂当地的情况。但是，当龙应台走到纪念馆时不由吃了一惊，就见观众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门都关上，龙应台从第一排朝后看去，就见3000个座位已经全部坐满，没有一个空位。

        可见《红灯记》在台湾的号召力！

        演出很快进行。

        没有手机响，也没有人交头接耳。观众很安静地观看演员们在音乐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和神态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英雄的大无畏精神。作为第一次观看"现代京剧"的台北人，龙应台除了欣赏京剧艺术的魅力外，同样也格外关注坐在身边的3位观众。

        龙应台的父亲特别入戏，当《红灯记》演到悲惨的场景时，不由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着眼角。当日本坏蛋鸠山被袭击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一旁的方伯伯则神态凝重，表现出一副好奇的模样。而龙应台的母亲既不鼓掌也不喝彩，只是很疑惑地看着演出，似乎不太欣赏这种"现代形式"。

        但不管怎样，《红灯记》在台湾的演出还是取得了圆满成功。

        当演出结束时，观众热烈地鼓掌，很长时间的掌声，照龙应台的说法："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有秩序地纷纷散去。"这时候观众开始七嘴八舌地评论起来。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除了一些老人外，前来观看《红灯记》的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龙应台语），很显然，这种别具一格的"现代京剧"感染了他们。

        龙应台的父亲意犹未尽，这时候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

        龙应台的母亲则似乎有点埋怨龙应台，说道："京剧是这样的吗？穿着现代人的衣服唱京剧？"

        很显然她还接受不了"现代京剧"。

        《红灯记》在台湾的演出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红剧场"负责人林恺给台北市观众准备了老舍的话剧作品，以及京剧院多部传统京剧和"现代京剧"《红灯记》。老舍的作品和传统京剧很快通过，但唯有《红灯记》被台湾文化单位无理阻挠，要求更换剧目。林恺表示不理解，很快又提出《红灯记》来台演出，仍被无理反对。"红剧场"面对台湾文化单位的打压，认为应该以"艺术文化"的角度公正对待样板戏《红灯记》，因此再次提出《红灯记》来台演出。

        与此同时，岛内很多戏剧家也对"红剧场"表示支持。戏曲学者贡敏表示，《红灯记》的内容是描写抗战，这是民族大义，台湾方面禁止演出毫无理由。文学教授曾永义说，《红灯记》在京剧发展史中有着关键性的地位，它由一流的演员、一流的编导、一流的作曲所架构而成的一流作品。

        在"红剧场"和文艺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最终《红灯记》与多部传统京剧一同在台北市演出。

        与传统京剧相比，《红灯记》更受京剧票友们欢迎。"红剧场"经纪人林恺说：《红灯记》的艺术水平征服了台湾观众，许多知名的文化人士都来观看，对《红灯记》提出高度评价。尤其是一些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观众被剧情所感动，边看边擦眼泪。当演出结束时，许多观众到后台与扮演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的演员签名，并与他们合影。林恺说：观看《红灯记》的有3成是年轻人。

        《红灯记》是中国京剧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也是第一部"现代京剧"。

        1963年，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映，引起很大轰动。当时哈尔滨市京剧院很快将它改编成京剧，与此同时，上海市沪剧院也把它改编成现代沪剧在上海演出。鉴于这个情况，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也把这部电影改编成现代京剧《红灯记》。

        1964年7月，"京剧现代剧观摩汇报演出"在北京隆重举行。于是哈尔滨的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和北京的京剧《红灯记》同台演出，演员们精湛的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美谈。

        组织这次汇报演出的是毛主席。1963年，毛主席在观看了现代话剧《雷锋》、《霓虹灯下的哨兵》和现代豫剧《朝阳沟》后，当即决定在"现代戏剧"做一次汇报演出。当时的《红灯记》和《杜鹃山》等都参加了演出。

        在汇报演出之前，文艺界对上演什么样的戏剧意见都不一致。当时主管文化的陆定一认为：中国舞台上仍然应该以上演历史传统剧目为主，比如"三国戏"、"水浒戏"、"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等。但是在出席汇报表演座谈会时，江青提出了一个不同意见：即戏剧的主要任务是刻画当代现实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明确反对舞台上继续上演神话剧和鬼戏！毛主席后来对这个意见表示了肯定，1964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唱戏这15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根本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在汇演期间，相关负责人把《红灯记》和《革命自有后来人》两个剧组的人员召集在一起，提出共同改编这个戏。这种改编不仅限于台词，还包括情节、结构，甚至主题。因此，《红灯记》前后改动多达200余次，融合哈尔滨和北京两部京剧的优点，还邀请群众改编，可谓精益求精。

        1965年，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结束，《红灯记》剧组在毛主席指示下，南下上海和广州演出。他们甚至还来到当时只是一个与香港有一桥之隔的荒凉、偏僻的小镇深圳演出。那天夜里，无论是深圳当地的渔民还是来自香港的市民都把手掌拍红了，情绪极其高昂，这让《红灯记》剧组始料未及。

        1965年3月，文艺界对《红灯记》演出的热烈程度评论道："看过这出戏的人，深为他们那种战斗的热情和革命的艺术力量所鼓舞，众口一词，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现代化的一个出色样板。"

    结语

    《红灯记》在台湾成功演出的启示

        一部文艺作品是否能成为经典，关键在于是否有所"创新"和"发展"，能够突破传统剧目的束缚，变身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现代京剧"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进行的全新尝试与创造。实践证明这种"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作品获得了观众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