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天津有一位叶庸方先生，原籍是浙江宁波，他的父亲是天津某洋行的买办。叶氏在当时天津社会上，也颇有点名望。他自幼就爱好戏剧，因为家境宽裕，所以曾经把张荣奎从上海接到天津，养在家里好多年，来给他说戏。所以他对于戏剧也不是门外汉。等到他父亲故世之后，他忽发雅兴办了一份报，名叫《商报》。岂不知他对于办报是完全的外行，因为经营不得法，销路又不佳，所以赔了许多钱，家道就此中落。

         有一天我们都在一个场合里见面，就谈起这个公司成立以后的营业方针，我就提出一个意见，就是先请余氏灌几张唱片。这并不是我阿私所好，有什么偏见，完全是为保存余氏的艺术，同公司的前途着想。那个时候余氏已经多年不露，恐怕以后能再登台的可能性也很少。但是在当时，余氏的艺术已经为大家所认识而加以推崇，由拥护而至于摹仿，因此从前各唱片公司所灌的余氏唱片，销路大佳。所以如果先灌余氏唱片，（一）可以趁余氏身体还好的时候，把他的艺术多留存点下来。(二)因为他的唱片销路如此之广，公司盈余当然是绝对地有把握，这以后的生意岂不就好做得多了?不过就是有一件事，余氏当时已经有病，嗓子也时常感觉着别扭，所以当别的公司都知道这是大利之所在，而多次去请他灌片时，他总是以身体不好来推辞掉了。如果这次去请他，他一定也是以同样理由来拒绝的。所以最好请李老先生亲自到北平去一趟，当面表示这一番推重的意思，他或者感于知己而勉为其难。大家听了这话，都深以为然。于是李氏就同梅花馆主到了北平，当面去请余氏给长城唱片公司灌唱片。

        最初余氏当然是因为身体不好，又顾虑到嗓子的问题而不肯。李氏就说：“当初百代高亭等公司代你灌的唱片，都是在嗓子好的时候，现在已经风靡一时，大家对你的艺术已有定评，声誉早已站住，现在再灌几张，就是嗓子比从前稍为差些，也与你的令名不致发生什么影响，对于这层，大可以不必过虑。况且现在醉心你艺术的人如此之多，既然无法看见你登台，让他们多得几张唱片，大家定是欢迎之不暇，慰情聊胜于无了。公司方面并且还筹划好了一种特别通融的办法——就是不限时日，也不限定时间，预先跟灌片的工程师说明，随便你什么时候，只要觉得嗓子痛快，随时就灌，工程师是经常准备着传唤的。”余氏听了这番话，觉得替他设想得很周到，于是就答应了。这是1932年的事。

        那次余氏所灌的《打渔杀家》、《乌龙院》等等，嗓子虽然不如从前，不过在唱片中听来，韵味苍厚，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比从前所灌的功力更深。凡是研究余派有相当程度的人，一定也有此同感吧!同时还灌有一张《摘缨会》，是余氏为报答李氏这番盛意起见，而不收酬报的。所以在片头上特为说明送李徵五先生留作纪念。当时我就觉得这句话是不祥之兆，因为一个是风烛残年，一个是多病之身，果然过不多久李氏就辞世了，也不知是谶语呢，还是巧合。

        不过这次的灌唱片，将余氏晚年至高无上的艺术，留下一点痕迹供人揣摩，长城唱片公司不无微劳足述了。

        张业才编《余叔岩孟小冬暨余派艺术》

        孙养农“谈余叔岩”节选

        中国戏剧出版199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