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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园寄子》是谭鑫培的代表剧目，全剧感伤凄凉。第一场“叹兄弟遭不幸一旦丧命”六句唱词，以祭奠生死两茫茫的手足深情，奠定了该剧伤感苍凉的叙事基调。

　　■《武家坡》一剧欢喜中笼罩着时光带给人无法挽回的伤情:“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

　　■谭鑫培另一以血缘亲情为代表的剧目，是脍炙人口的《四郎探母》，抒发了浓烈的思亲、思乡之情。笼罩全剧的是感伤凄切的黍离之悲。

　　对舞台表演艺术来说，剧本乃一剧之本，这不仅指其作为戏曲表演唱、念、做、打的基本载体功能，同时还表征它是舞台创作主体审美理想、表演风格呈现的基本依托。谭鑫培代表剧目大都以感伤美为其主要艺术风格。

　　首先，以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义士戏为主要剧目。据《中国京剧史》记载，谭鑫培擅演剧目有30多出，如《空城计》(诸葛亮)、《击鼓骂曹》(祢衡)、《哭灵》(刘备)、《桑园寄子》(邓伯道)等。这里除《清风亭》(张元秀)、《琼林宴》(范仲禹)外，大部分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英雄义士戏。

　　《当锏卖马》仅就文本看，剧目没有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复杂角色的性格冲突。但是，秦琼困顿潦倒、英雄气短的人生遭际深深打动了观众。19世纪30年代著名剧评家徐慕云曾评论说:“店主东”三字，一起时……“东”一出即收，殊觉峭拔斩净。至“黄骠马”之“马”字，悠扬怆凄，将英雄落魄，及流连不忍舍去之意，均于此一字表示，而令闻者顿生愀恻之感焉。在秦琼生活中“黄骠马”是曾有辉煌、希望和美好憧憬的见证，“此马来头大，兵部堂王大人相赠与咱。”然而，英雄落魄失意，困顿潦倒，不得不卖之，这意味英雄将与曾经的辉煌、希望和美好憧憬相告别。换言之，秦琼对黄骠马的依恋和眷念蕴含了人生一种无奈的苦涩与酸楚。最后一句“但不知此马落谁家？”与其说担忧黄骠马的结局落处不如说是喟叹自己身世飘零的哀伤。可见，“黄骠马”已经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下观众表达、寄托情感的一个意象，它唤起了人们对社会、人生种种遭际和不顺意而抒发感慨的历史记忆，蕴含了一种感伤、苍凉的社会情绪和心态。

　　《空城计》、《李陵碑》、《洪羊洞》、《南阳关》等英雄剧目，塑造了传统社会铁肩担道义、力挽狂澜的士人君子形象，然而，诸葛亮、杨家父子及伍云召、花云等悲剧命运背后隐含了一种英雄无法抗拒的历史宿命。作为悲剧的主角，他们的失败更多的是因为受外界阻挠个人意志不得实现，以至失败造成的人生悲剧。在《南天门》、《王佐断臂》两个剧目里，谭鑫培成功塑造了忠仆曹福和义士王佐的形象。作为义仆和幕僚的王佐、曹仁身份卑微、社会地位不高，但他们不畏强暴、杀身成仁，自觉地成就了传统社会君子人格的道德理想。

　　众所周知，谭鑫培与程长庚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可以说也是程派传人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程长庚英雄义士剧目有所不同，谭鑫培剧目少了豪气干云的伍员戏和关羽戏。如上所述，谭鑫培剧目中的英雄大都是失败英雄、失意英雄。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与命运抗争、与人生遭际抗争，他们是悲剧性的英雄人物。尽管他们中不乏执著追求、慷慨死难的英雄角色，但是谭鑫培没有用艺术符号去凸现他们与黑暗现实的激烈抗争，更多的则表现了英雄在实现人伦道德及价值观过程中，面对苦难、厄运时的困惑与无奈，甚至是个体生命的痛苦或毁灭。如果说在呼唤英雄、渴望英雄救世的清道光时期，程长庚“前三杰”以“沉郁刚健”的艺术风格凸现的是英雄义士大义凛然、蹈死不悔的壮志豪情，那么在“英雄不再”充满感伤的民国初年，谭鑫培则以“柔性”的戏剧符号建构了自己感伤美的艺术风格。

　　其次，充满人生悲情的剧目。由于这类题材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和人生体验，具有体现人类情感共通性的特点，因此表现人生悲苦之情的艺术也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谭鑫培剧目明显具有表现悲苦人生的倾向。

　　《桑园寄子》是谭鑫培的代表剧目。这是一出充满手足情、骨肉情的戏曲故事。剧目以战乱逃离为特定情境，全剧感伤凄凉。第一场，邓伯道上场“叹兄弟遭不幸一旦丧命”六句唱词，以祭奠生死两茫茫的手足深情，奠定了该剧伤感苍凉的叙事基调。剧情高潮是面临逃难而只能带走一个孩子时，邓伯道“霎时间顾不得父子们的恩爱”一段唱词生动地刻画了其在子侄之间做两难选择的矛盾和痛苦。在传统文化中，当血缘亲情的伦理上升到道德层面，那么由此带给观众的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审美欣赏，其中还蕴含了儒家“推己及人”的价值理念。这正是演剧深深打动观众的根本原因。

　　谭鑫培另一个以血缘亲情为代表的剧目，是脍炙人口的《四郎探母》。剧情细腻地刻画了杨四郎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着力突出了他在两难境况下的痛苦和挣扎。如《见娘》一折四郎“老娘亲请上受儿拜，千拜万拜也是折不过儿的罪来”一段唱，在表达对年迈母亲深切怀念的同时，悲怆难言的是四郎一腔的负疚和惭愧。“儿在番邦一十五载，常把我的老娘挂在儿的心怀。胡狄衣冠懒穿戴，每年间花开儿的心不开”，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杨四郎漂泊番邦后萦绕于胸的浓烈的思亲、思乡之情。结局没有寻死觅活的惨烈情节，笼罩全剧的是感伤凄切的黍离之悲。据记载，程长庚不演《四郎探母》，此剧虽然是谭鑫培的代表作，但是谭鑫培不演《回令》一折，显然，杨四郎的道德问题使得艺术家有所选择。

　　《清风亭》、《琼林宴》是谭鑫培两出衰派老生的典型剧目。《清风亭》一名《天雷报》，该剧写养子张继保灭绝人性，对含辛茹苦抚养自己成人的养父母冷酷无情，致使年老体衰的双亲承受巨大的苦痛，最后走上绝路。整个剧情凄惨悲凉。如第四场张元秀“未开言不由人泪汪汪”一段唱如泣如诉，将老夫妻临死前沉痛、悲愤与绝望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据王梦生《梨园佳话》载，谭鑫培曾演《天雷报》，演至入夜九时余，老夫妇触壁而死，谭已经无戏，进入后台。戏园主考虑天将下雨，“座客久饥，其(谭)唱毕应散。”但这时观众的情绪“慷慨激烈，千人发指”，“视台上之张继保，为人人公敌，非坐视其伏天诛，愤气不能泄，故竟不去”，戏演至最后张继保遭雷劈后，观众“乃相率出门，时雷雨方来……而人人意畅神愉”，“咨磋叹赏，若忘饥饿天雨，道滑不顾也，评笑百出，路人疑痴。”由此可见，感伤悲凉的剧情激起观众不惩恶难以平复心情的审美效果。

　　《琼林宴》主人公范仲禹走失妻儿，心急如焚以至有些疯癫。剧中其寻亲心切的声声呼唤，焦虑悲愤的多出唱段令观众不忍卒听。第二场“我本是一穷儒”至“念卑人结发糟糠”一段唱词“凄凉婉转，一唱三叹”。而“棒打鸳鸯两分离”一句“于声情悲怆之中，又具缠绵之至”。

　　《武家坡》、《汾河湾》是两出表现夫妻离散相聚的生活戏，但是与小生小旦“才子佳人”戏完全不同，谭鑫培演出剧目既没有一见钟情的缠绵悱恻，也没有简单处理团圆模式，而以抒发中年人历经生活磨难，饱经生活沧桑情感为主，在剧中突出表现人物命运的蹇涩和伤感。

　　《武家坡》薛平贵见到王宝钏血书后，急忙返回长安相会。途中薛平贵“番邦一路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唱段，表达了18年流落飘零的“孤雁”之痛。当夫妻相认后，欢喜中也笼罩着时光带给人无法挽回的伤情:“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汾河湾》一名《打雁进窑》。剧写薛仁贵和柳迎春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后，本来夫妻相认一家团圆，不料，在互不相识中薛仁贵却误伤亲子，此伤痛何以堪？该剧波澜起伏，很有戏味。剧从一开始就笼罩着淡淡的哀伤。丁山告诉母亲“偶得一梦甚是不祥”，结果如谶语一般应验了，这不能不说是难以捉摸的人生悲情。从美学视角看，这两出戏笼罩着浓郁的感伤美，其蕴藉而含蓄，深沉而厚重。这是一种忧郁的美，也是一种凄凉之美和柔媚之美的统一。

　　一种风格的形成固然与艺术家个性禀赋有直接关系，然而，创作主体有意无意的审美选择是构筑其艺术风格的核心。如上所述，谭鑫培剧目呈现出一种浓重的感伤美，这种审美风格的形成是以长期的比较稳定的剧目为基础的。当然，戏曲表演是综合艺术，剧目的选择仅是谭鑫培艺术风格形成的一个方面，其他诸如行当选择、演唱表演将等留待以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