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庆奎，山西榆次人氏。其父高四保虽身在梨园却籍籍无名。高庆奎不曾进过什么班社，全凭着他超人的坚韧和绝顶的聪慧，终于在1914年（时高庆奎24岁）搭上了戏班。

        大约是“四大名旦”名分初定的1930年前后，中国京剧“前四大须生”也被社会广泛认定。按报章排序为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当时坊间人士也许不曾注意到高庆奎那深纳心中的气势，更不曾料到他将在大红氍毹上玩出的超绝的万千潇洒。

        资深剧评家丁秉鐩先生这样评价高庆奎的演唱：“高庆奎的嗓音清亮，调门高亢。唱功满宫满调，慷慨激昂，声情并茂，有如长江大河，使人听着痛快淋漓。”其实，当时坊间、票界和媒体均执此说。真正引起人们巨大兴趣的，是高庆奎行高腔时拿出的“楼上楼”和走低音时使用的“疙瘩腔”。

        所谓“楼上楼”，即是在表现人物激忿和急切时，用高腔连拖几板之后，再次翻腔冲高的唱法。如《老残游记》中形容的那样：一层高过一层，仿佛掷游丝于天半。由于高庆奎的“楼上楼”唱来绝无牵强生硬、离奇怪诞之弊，所以他每次演唱时，必然会得到如雷掌声。“疙瘩腔”虽非高派所独有，但像高庆奎那转换清晰、错落有致、有棱有角、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痕的高氏“疙瘩腔”，实在为其他各流派所望尘莫及。著名京剧理论家吴小如曾说高庆奎的演唱高音不散，低音不飘，“得鸢飞鱼跃之妙。”实乃中肯精当之论。

        梨园不是净土，时时会有蜚短流长。当高庆奎的票房正在火爆之时，却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个恶名——— “高杂拌”，随之而来的解释也似乎有根有据：高庆奎因师承刘鸿声而成名，同时也演各派老生戏，如孙菊仙的《逍遥津》，谭鑫培的《珠帘寨》和《定军山》，王鸿寿的 “红生戏”《单刀会》，贾洪林的做工白口戏《铁莲花》。不仅如此，老旦戏如《打龙袍》，花脸戏如《铡判官》和《刺王僚》等，高庆奎也经常贴演——— 这还不够“杂”么？“杂”是够“杂”的了，但翻开当时的报章，发现高庆奎无论演出什么戏，都会赢得满场彩声。这种现象也许会招来“目光尘下，水平低俗”的叫骂，但一些权威学者如翁偶虹等却对高庆奎之“杂”给予了高度的肯定。那么高庆奎自己对这一“阴损”的名头持何态度呢？说来难以令人相信，他竟然是那样的从容和笃定。且听他对友人的一番话：“我总觉得，要是各个流派都能摸着点门儿，演起戏来就仿佛有本钱似的，可以用各种派头的唱法，演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几十年来，我每排一出新戏，尽管这个人物以前未曾见于舞台，只要我明白了剧情，我就有法子唱他。您说 ‘杂拌’没好处吗？”他简直要把“杂拌”诠释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了，这是何等气度？

        记得某晋商大院高高的门额上有一处精美的三字砖雕：“学吃亏”。高庆奎可真是悟出了其中三味，他所坚持的“三不争”至今还为梨园内外所称道。“三不争”是：不争主角配角，不争戏码先后，不争戏份（薪酬）多少。“扛鼎级别”的高庆奎有什么不可以争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他对儿子高盛麟的家训：“你爷爷是个唱零碎丑角的，我是拎靴包的出身，咱们没什么可骄傲的。”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梨园呼风唤雨的高庆奎骨子里竟是这样谦卑。虽然说“德不孤，必有邻”，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高庆奎高尚的“三不争”在得到极高清誉的同时，一些人嫉恨的目光也随之投射了过来。

        1936年6月22日，一个令人心寒的炎炎夏日。高庆奎和于连泉（艺名小翠花）在华乐戏院联袂主演《浔阳楼》。谁知一上台，嗓音从来是高亢清澈的高庆奎突然哑得一字不出，这位梨园的顶级老生此时已是愧悔交集而汗流浃背。幸亏观众因高氏艺高人好，竟无一人喝倒彩，不少高迷含着眼泪鼓掌安慰。事后自然多有揣测，在这里我们似乎不必再去推究“悬案”的真伪，但我们必须承认，高庆奎演艺生涯的中止实在是中国戏剧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事件。

        事后几年，高庆奎应邀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教，精心培育李和曾等高派传人。当时也在该校学艺的周永刚先生告诉笔者，他每次见到高庆奎先生，总觉得他的眼睛一直在沉思。

        1942年2月4日，年仅52岁的高庆奎先生驾鹤西去。中华民族艺术之林里倒下了这奇异的一株，高先生也闭上了他一直在深思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