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焦菊隐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他逝世四十周年。手里一直珍藏着一本《焦菊隐戏剧论文集》，曹禺先生作序，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买到书的时候，是1980年初。那时候，我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清楚地记得，出我们学院“棉花胡同”西口不远，在地安门大街有一家新华书店，这本书是那里买到的，才一元六角，便宜得让今天难以置信。而那个时候，焦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了，他是活活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

        因为既有舞台实践，又有理论功底，焦先生的文章不枯不涩，很有嚼头，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话剧导演所写的最出色、也是最有学问的一本书。想起当年读这本书的感觉，觉得老北京广德楼戏台前的一副“抱柱联”，最是符合，也最能概括这本书的丰富多彩：“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玉影珠光，重游瞻部；十万春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醉昆仑。”

        之所以想起这副和京剧相关的“抱柱联”，当然有对焦先生不幸的怅然怀旧之情,更主要的是因为最初读这本书的时候，给我感受最深的是，没有一位话剧导演能够像焦先生一样，对京剧艺术有这样深入肌理、富于真知灼见和功力不凡的研究，并有意识地将包括京剧艺术在内的中国戏曲的营养，渗透且滋润于他的话剧艺术之中。

        或许，这和焦先生自己曾经办过中华戏曲学校有关。在这所戏曲学校里，有过四位京剧大师，其中两位是他的“业师”曹心泉和冯慧麟，另两位他自己称之为“亦师亦友”的王瑶卿和陈墨香。他向这些戏曲名家拜过师学过艺，在这本书中，他写过这样一桩往事，“内廷供奉”同光十三绝之一“徐小香”的弟子曹心泉，有一绝活，出台亮相的时候，扇子一摇，九龙口一站，黑绸褶长衫的下摆正好压在白靴底鞋尖那一点白上，“嗖”的一声，黑绸褶飘飞起来。这一招，焦先生也学过，却就是飘飞不起来。他对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由衷之爱，由此可见。

        对于中国的话剧和戏曲，他做过认真的比较，尽管各有所长，他依然客观而尖锐地指出，我国话剧“继承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西洋话剧的东西较多，而继承戏曲的东西较少”，“不如戏曲那么洗练，那么干净利落，动作的语言也不那么响亮，生活节奏也不那么鲜明”。

        对于戏曲的程式化、虚拟化、节奏化，他做过认真的研究。对于程式化，他打过一个有趣的比喻，说是“像咱们中药铺里有很多味药一样”，搭配得好，就会效果极佳。对于《长坂坡》的并叙环境，《走新野》的群众过场，《三岔口》的虚拟设置，《甘露寺》的明场处理，《失街亭》强调动作，《四进士》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塑造，《打渔杀家》桂英在草堂里挂牵夫妻之意，一边唱自己的不安，后台传来萧恩在公堂上被杖打的声音，如此情景交相辉映的安排，《放裴》表现裴生的惊慌，用另一个演员打扮成和裴生一模一样，在后面亦步亦趋，来展示其失魂落魄，充满想象力……他都做过和话剧相关联的仔细对比和探求。他由衷地说：“我国戏曲演员所掌握的表演手段，比起话剧来，无疑更为丰富。”

        焦先生将学习到的这些宝贵经验，运用到自己话剧导演的实践中。在《茶馆》“卖子”的一场戏里，卖女儿，而且是卖给太监，乡下人手里接过那十两银子，如何表达内心复杂悲凉的感情？焦先生让舞台出现长时间的停顿，然后，后台传来两种声音：一是唱京戏的声音，一是叫卖高庄柿子的声音，那低沉凄凉又哀婉的声音，“画外音”一样，成为了乡下人此时此刻内心的写照。焦先生巧妙地借用了戏曲的声音和形式，将看不见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舞台上。

        在《虎符》里，焦先生用了戏曲里最常见的“锣鼓经”。如姬盗走“虎符”之后，和信陵君在坟地见面，魏王跟踪而来，一下子一手抓住他们一人的手，说道：“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我都知道。”一声“冷锤”，如姬和信陵君的心里都一激灵，以为盗虎符的事情魏王知道了。魏王接着说：“知道了你们两人感情的事情。”接着传来一阵“五击头”，信陵君和如姬如释重负。显然，戏曲中常用的“冷锤”和“五击头”音响，在这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既凸现了心情的起伏，又烘托了气氛的紧张。

        打通西洋话剧和中国戏曲两脉，焦先生做出了富有开创意义的实践工作，这些实践，成为了经典，迄今无人可以企及。而焦先生对中国戏曲那种发自身心的热爱和虚怀若谷的学习精神，更是至今让我感动。在京剧《拾玉镯》中，一个少年在一个少女家门前丢了一个玉镯，少女偷偷拾起，如此简单的情节，却足足演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的演绎，将少女复杂的心情细致微妙地表现出来。焦先生说“比生活显得更真实”，而且“戏曲抓住了某些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现象，突出其中的矛盾，突出本质，尽量反复渲染强调，这就和生活有距离。这种距离，恰恰是观众需要的，而我们的话剧，有时既缺少从生活中提炼的东西，又不是抓到一个东西狠狠地强调。这些地方，就需要向戏曲学习”。

        如今，我们实在缺少如焦先生这样既懂中国戏曲又懂西洋话剧，同时又能清醒地直陈话剧现实的导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