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新编戏，都很注重故事性，有丰富的情节，复杂的矛盾，但观众就是不买账；就在为这些戏演故事所用的“歌舞”  （有些谈不上歌舞，只不过话剧式的说白）不讨观众喜欢。

        可见王国维老先生说的“以歌舞演故事”，并不符合京剧审美活动的实际，应该倒过来，“以故事演歌舞”才是。

        京剧既是戏剧，自然不能没有人物。任何演员总要扮演有一定身份地位、一定思想感情的人物。演员的唱念做打舞也都不能离开他所扮演的人物。任何流派的优秀老生演员扮演《文昭关》、《捉放宿店》、《清官册》三出戏里的人物一一伍员、陈宫、寇准，唱同一板腔的唱段“一轮明月”，也都会因这三个人物的差异，而唱出不同的情感内涵，不同的韵味特色。所以李玉声先生说京剧与“刻画人物无关”似有点过激。但完全可以理解，李先生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其良苦用意是在批评、否定京剧要以“刻画人物”为最高任务这种显然有悖京剧美学特性和艺术规律的“律条”。

         还是那个问题：京剧观众的审美需求是什么？他们的审美满足来自何处？是杨四郎、薛平贵、程雪娥、高宠这些人物“刻画”得好不好，典型不典型吗？否，否。只能来自观众对演员充分运用、融会贯通多种精湛技艺，达到李玉声先生说的“松弛、自然、体现美的理想境界的欣赏。京剧的最高追求也正在于此。演员扮演的特定人物，也只是演员借以实现上述至高审美理想的载体。如果刻画出人物，就算实现了京剧的最高目标，那么不讲“五功五法”，依靠“话剧加唱”也完全可以达到。《契丹英后》之类所谓“京剧电视剧”不正是“范例”吗？但这样“刻画人物”的戏，观众会喜欢吗？在京剧观众的心目中，不存在与“五功五法”不搭界而“刻画”出来的人物，只有他们喜爱的角儿及其发挥“五功五法”创造出来的绝美的舞台形象。

        有些京剧大师、名家被观众誉为“活曹操”、“活周瑜”等等。这并不如斯坦尼体系所期望的，观众在看戏时产生了暂时幻觉，把演员同他扮演的特定角色划上等号，真的把台上的角色当成了曹操、周瑜等古人。京剧表演与审美幻觉是绝然无缘的。观众看着台上“曹操”、“周瑜”的表演，自始至终明确无误地是在欣赏某某、某某演员的艺术。他们发出“活曹操”、“活周瑜”的赞叹，就是赞赏扮演的演员，赞赏他们在表现这些角色的特定身份性格及其处于规定情境中特定心理活动、情感活动时，所运用的诸般技艺何等的准确精当，多么的出神入化，又如何充分体现出所宗流派独具的艺术风范。

        翁偶虹描述叶盛兰在《临江会》中扮演周瑜，“猛然发现关羽站在面前，在锣鼓切住的刹那间，双翎微颤。及至刘备介绍关羽之后，盛兰叠袖转身，俯腰涮翎，用颈项上的功夫，使紫金冠上的珠饰琅琅作响，然后全身长腰，飒然亮相，双翅直立，如磁石吸铁；与此同时，用他那声裂金石的嗓子，念：‘哦！这就是斩颜良、诛文丑的二将军么？’翎子始终是笔管般地直立着，使人感到此时周瑜的惊骇激情，从心头直贯翎尖。刹那后，翎尖又颤动起来，衬托着眉宇之间洋溢着的既钦佩又睤睨，既惊惧又镇静的复杂表情，神完气饱，妙人毫端。”观众终于情不自禁发出“周瑜活了”的惊叹。由此可见观众对“活周瑜”的赞叹，正是对叶盛兰的精彩绝伦的唱功、念功、做功，特别是翎子功的叫绝。

        用两个“倒过来”的理念来指导京剧艺术，意义可谓大矣，它有助于把京剧从“话剧化”的斜路上拉回到本体；有助于明确和提高演员表演的中心位置；有助于抵制根本不懂京剧的话剧导演对京剧创作的粗暴干预和胡乱“指导”；有助于抵制无视规律，破坏京剧优良传统，浪费京剧宝贵资源，不得人心的“大制作”；也有助于青年一代京剧人提高对掌握“五功五法”的重视，打牢基本技艺的扎实基础，使自己的表演艺术不断跃上新的高度。诚能如此，京剧振兴才真正有望矣。谢谢原上传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