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本《梨园鸿雪录》的出版，翁偶虹，一位几乎湮灭于公众眼中的戏曲编剧家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明年是翁偶虹先生诞辰110周年，《梨园鸿雪录》的编者，翁偶虹先生的弟子张景山先生提出了一个话题：在今天，翁偶虹还能“火”吗？而对这个话题做出回应的是三位著名的文化人：著名编剧过士行、著名艺术评论家解玺璋、著名戏曲研究家傅谨。于是，8月初的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四位文化人进行了一次关于传统、关于翁偶虹先生的文化思辨。

        翁偶虹与汪曾祺：“今之古人”与“新人”

        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这倒让翁偶虹的弟子张景山感到了些许的“困惑”。同为京剧编剧家，互相又都认识，甚至于了解，但是在张景山的眼里，汪先生去世二十周年，各个出版社出的汪先生的集子种类繁多，可是翁先生眼瞅就要诞辰110周年了，他的书却连十种都不到。

        “我老觉得师徒如父子，翁先生的好多手稿、扇子什么的都在我这，我于心不安。翁先生是1994年逝世的，我跟了他14年。”张景山说他也爱写散文，过去常到汪先生那儿去。“汪先生说 你这个师父太棒了，非常了不起 。并且汪先生说 翁先生可贵的，他是一手的东西 。”

        所谓“一手的东西”指的是翁偶虹所掌握的资料都是与众多京剧大家、名家直接交流获得的，例如与金少山、程砚秋、谭富英等，“翁先生具备火的条件，但是为什么不 火 ？”张景山说。

        “人跟人没法比，你不安也没用。人在社会上火不火有好多条件。”过士行先生戏谑之中带着一丝的玩世不恭：“翁先生自己的墓志铭里写得很好，他说他就是一个 今之古人 。现在的人认同这种生活方式了，他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以前大家排斥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完全忽略这种生活方式。翁先生的价值自然显示不出来了。汪先生不是，他其实还是一个新人，但是他愿意增加一点古人的色彩，他给自己涂抹一些潇洒的生活态度啊，这种。你看汪先生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战士，50年代写的批判文章很尖锐的。不是八十年代的那种姿态，像一个文化人那样。就跟邓友梅他们似的，只不过经历了那十年的磨难，他慢慢沉淀下来了。”

        傅谨先生则带着研究者的口吻说：“翁偶虹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他跟汪曾祺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缺少现代性的文人。”

        解玺璋先生的一句玩笑，引来了众人的捧腹：“咱可得实话实说，翁先生不火绝不是汪先生的责任。”

        “现在的人编不出戏的时候不会想到翁偶虹”

        紧接着，张景山提出了另一个疑问：“翁先生的成就，一辈子对京剧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咱们能不能从他身上发现、继承什么？现在京剧的服装、灯光、布景都高级多了。但是编剧不行了，全国会编京剧的有几个呢？”

        对于这个问题，过士行认为，长期以来，舆论上大家以为传统戏上，京剧没有编剧，或者编剧没那么重要。编剧重要是从话剧开始的。新京剧的创作很大的缺陷是古典文学功底太差，“现在的人编不出戏的时候不会想到翁偶虹。”

        不过，翁先生的编剧身份所以能够在京剧界扬名，过士行分析说这和翁先生在京剧界的地位有关系。“翁先生组班演戏，他是领班的。他去上海组班，又在中华戏校当老师。众星捧月似的。”

        过士行说，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讲编剧在京剧领域的地位，“他说你看我也算一个编剧，北京京剧院瞧我觉得我是一个棒槌。”

        “但是没人觉得翁偶虹是棒槌。”傅谨说，“汪曾祺他们是一辈子都没有进去的。翁偶虹一辈子泡在里头，他对很多不是文字记录的知识都很熟悉。”

        张景山介绍说，翁偶虹曾经把自己的编戏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就是替才华写戏，以编剧者作为主体。后来慢慢发现不行；第二个是给演员写戏，给不同的演员写出不同的风格；第三个阶段是悟出给观众写戏，写《红灯记》的时候，是从齐白石的绘画，毛主席的文章吸取到精华，深入浅出，越朴素的东西越高贵。京剧品的是一种韵味。你得咂摸。京剧千万不能大众化，票优化，票房化。

        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对于翁先生的文化定位，过士行总结了一句：翁先生是古典艺术的守望者。

        过士行说：“翁先生从传统文化角度讲，比较全面。他自己说是五戏人生。第一个他从小听戏。从小跟他舅舅、父亲听戏。第二个是他唱戏。第三他写戏。第四他评戏，评戏的分量很重。第五他画戏，画京剧脸谱。要在京剧界找一个跟他完全一样的，没有。再加上民俗学家，写鸟，写北京小吃。老北京的文章很多都是抄来抄去的，翁先生不是。现在是为民俗而民俗。现在的民俗是夸张、瞎编。民俗变成炫耀的东西了。穷富都有民俗。”

        “翁先生是老北京的活字典。京剧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的一方面。”解玺璋先生说话依然干练。

        而傅谨在谈到翁老文化意义的时候提出：“我最佩服他的戏评。”

        傅谨说：“翁偶虹的剧评别人比不了，他懂戏太深了。表达准确，尽管有时候也掉掉书袋，造点生词。但是这种细致的分析和表达，没有第二个人。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被大家忽视了。我自己写了这么多年剧评，但是看了他写的，我觉得心悦诚服。他写李少春的文章，找不出第二个人。但是这么多年没人提他是重要的戏曲评论家。”

        作为艺术评论家，解玺璋先生对傅谨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就写艺术评论来说，我没法像翁先生那样，可以从表演开始分析，从专业上升到文化；我们写艺术评论还是喜欢从文化批判意义上去分析，但实际上我现在感觉艺术评论还是要回到艺术本身去。”

        傅谨接着这个话头儿继续着：“他的东西不是现代取向的东西。从50年代开始意识形态的艺术评论，艺术本体的评论很少。翁先生的评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做戏曲评论、戏曲研究的标杆。应该传播和推广翁先生的这种评论。我们现在写评论不是在里面写，并不是在戏剧本体的层面写评论。对文学剧本的评论多，对表演的评论少。翁先生的评论文体很独特，是不可复制的样本。我们不要期望翁偶虹大红大紫。”

        解玺璋一句话总结：“翁偶虹是一个大博物馆，但是这个博物馆来不来人，就不能强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