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正在全面推进，基层戏曲院团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重要环节。推动戏曲院团改制的决定，说明决策者对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面对开放的文化环境和演出市场的竞争，戏曲行业无须拒绝更不必恐惧，有众多一流表演艺术家和丰富的文化积累，只要理顺体制，这门在中国土地上诞生且发展起来的独特优美的艺术，完全有可能重新成为最受中国民众喜爱的表演艺术之一。

　　根据中央部署，今年上半年基层院团改制全部完成，然而业内人士对转企改制仍有重重疑虑，剧团普遍持有观望情绪。许多戏曲剧团演职员希望保留事业编制，是由于对改制后戏曲市场开拓的信心严重不足，所以不愿冒丧失既得利益——事业单位较高的福利保障水平之风险。更令人失望的是一些地区党政领导与之相呼应，声称政府完全有能力“养”得起几个剧团，于是想方设法为那些本应改制的剧团寻找保留事业体制的途径，比如把剧团改名为“研究所”或“传习所”，最具代表性的，是某市把多家早就已经转由传媒集团管理的剧团收回，组建成戏曲艺术中心，财政补贴从差额补贴一律转为全额。

　　戏曲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不同地区在戏曲剧团转企改制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政策，给予必要的支持，当然是件大好事，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支持与政策倾斜永远都只嫌太少，不会太多。然而“创造性”地为剧团保留事业单位性质，觉得只有用财政把戏曲剧团“养”起来，才是“重视”和“关心”戏曲艺术的具体表现的观点，却很值得商榷。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财政优先的增长方式，为各级政府提供了经济实力，我相信，大多数地区的政府部门“养”几个戏曲剧团都毫不费力，耽于事业体制的大锅饭的剧团演职员也会热烈拥护。问题是这样的“养”对剧团、对戏曲是福是祸，尤其是从长远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我非常理解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了戏曲界从业人员的后顾之忧，而各级领导的重视与关心更要予以高度肯定。但要知道，戏曲是在城市演出市场中诞生与成长的，它从一开始就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发展，由此才形成大量内涵极其丰富的经典剧目、精湛的艺术表演体系，代表了宋元以来中华民族精神创造领域最重要的成就。戏曲在发展进程中，戏班和艺人们在市场中谋生存、求发展的努力，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巨大的创造性，是这门艺术持续发展并且获得世人尊敬的主要原因。诚然，历朝历代的官商及文人扶持，对戏曲繁荣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近代以来京剧之所以能迅速崛起，清中叶以后宫廷帝后的关心与喜爱，绝对是重要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清代帝后因为喜爱戏曲艺术，经常从宫外招戏班和艺人进宫表演，历代帝后包括慈禧对谭鑫培、杨小楼等戏曲大师赏赐丰厚，钦封“内廷供奉”，不仅让优秀的戏曲艺人获得很强的荣誉感，直接间接地刺激了京剧表演艺术水平的提升，对京城外埠的官员也是极好的示范。但即使是最喜爱皮黄的慈禧太后，也没有把她喜欢的表演艺术家“养”起来，组成宫廷戏班。清朝有归属南府或昇平署的“养”起来的宫廷戏班，由宫里专习戏曲表演的太监组成，用以体现各种仪式典礼场合演出节庆例戏的弘大排场。耐人寻味的是，代表了清代戏曲表演最高水平的，从来都是民间艺人而不是宫廷里“养”着的衣食无忧的太监，至少说明京城发育良好的茶园演剧市场，在发现与培育表演人才和推动戏曲发展繁荣方面，其积极作用远胜于朝廷的赏赐与恩惠。相反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前期江青主导的时代，风光无限的京剧“样板团”甚至被纳入军队编制，看起来戏曲受到的重视有过于慈禧时代。“样板戏”在艺术上的成绩无须全然否定，但是江青强行将戏曲从演出市场中完全剥离的结果，就是使全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更谈不上繁荣与发展，同时还直接导致戏曲人才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没有任何经验可以证明政府“养”剧团可以保证戏剧的传承和发展。中国当代戏曲的骄人成就更不能证明事业体制的优势，因为时至今日仍然在上演的当代戏曲经典剧目，除“样板戏”外基本是1964年前的作品，而一个容易忽略的事实是，这一时期国营剧团只占少数，戏曲剧团几乎没有政府“养”的。即使在“大跃进”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某些地区大量剧团转为国营，它们也没有改变作为国有经济组成部分的企业性质。在必要时可获得政府的支持，同时必须适应观众趣味面向演出市场运营，两方面的合力是“文革”前戏曲有可能出现大量精品的关键。再看清代京剧的发展与繁盛，两者不无相似之处。而戏曲院团普遍成为事业单位，只是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特殊现象，恰恰就是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业体制逐渐被业内人士所接受的同时，戏曲剧团以及整个行业普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金丝鸟笼式的事业体制，看似为戏曲艺术家提供了保障，实际上却把戏曲剧团里那些最能代表中国民族艺术表演水平、同时也最具市场号召力的艺术家，隔绝于竞争激烈也充满活力的演艺市场，这即使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戏曲陷入危机的唯一原因，至少也是其主要原因。如果说今天还有人幼稚地认为，剧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由财政拨款“养”起来，艺术家就不必在意市场竞争，无须为票房收益奔波，可以潜心打磨精品、继承传统，优秀民族文化就可以得到发扬光大，那么，戏曲剧团被纳入行政序列成为事业单位的这段特殊时期的实际情况，足以证明这种浪漫的想象有多么不切实际，就在这一时期，不仅传统戏曲的继承、发展遭遇空前的危机，新剧目创作的成果同样乏善可陈。
 
　　回到“文革”之前精品迭出的时代，我们不得不佩服当时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反复强调、一直坚持要让“戏改”后的剧团保持企业身份的智慧的选择。假如时至今日，各级政府领导的认识还达不到“文革”前计划经济时代文化官员的水平，还不能理解市场经济的竞争对文化发展积极的促进作用，那只能说明在文化领域，“改革开放”这一课还需要好好地补补。

　　在推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进程中，戏曲院团和艺术家们希望各级政府注入更多公共资源，这样的要求完全合情合理。对艺术，尤其是民族传统艺术给予支持，是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理应承担的义务；然而，国家对戏曲艺术给予必要的资助，以实现继承与弘扬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目标，鼓励艺术创新，确保民族艺术在全球化时代具有足够的竞争力等等，都不是继续维持僵化的事业体制的理由。原因就是由财政“养”的事业体制，既不能保证民族艺术的高水平传承，也无法激励艺术家的创新精神，更不足以让优秀的戏曲艺术家获得与其贡献相应的报酬；纵然可让剧团内现有演职员既得利益得到保障，然而它对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的束缚和窒息，足以抵消所有流于表面的好处。事业体制无法保证戏曲的继承和发展、创作和演出，却依然有不少人迷恋于这种体制，说明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这恰恰就是今天需要“补课”的内容。那些率先转制的行业如新闻、出版、电视等等，尤其是电影，都曾经有过和转制相抵触的情绪，却无不因转制而在市场中激发了生机。就戏曲而言，当务之急是提高各级政府对文化体制改革深远历史意义的认识，避免那种出于善良的动机、自以为在努力保护传统艺术，却在根本上违反了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的糊涂对策——用行政手段让基层戏曲剧团保留事业体制，表面看是“重视”和“关心”戏曲艺术，其实却剥夺了戏曲回归市场、重新赢得公众喜爱的机会。“养”了剧团的今天，却毁了戏曲的明天，这样的“重视”和“关心”越少，戏曲就越可能发挥其令人羡慕的表演艺术人才优势和无穷的艺术魅力，开创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