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咱们大略谈谈京戏与京剧的区别，以及京戏如何发展成为京剧的简单过程。京戏，是这种艺术的一种原始阶段，它有简陋的一面，但又带有原生态的优美。它的舞台是向外突出的，呈“凸”字形。舞台灯光很简单，主要以大白光从上边散射下来。戏台上布景简单，一桌二椅，每件东西都可以多用。踩着椅子上桌子，桌子上就是山岳，也可以是桥梁或云端。更重要的是演员心态闲散，当然要尽可能进入剧情，但往往是最有名的演员，有时也会出戏。据说马连良有一次演《甘露寺》，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戏，就与同台的演太后的演员李多奎聊天。马轻叫：“二哥。”对方回答也轻：“哎。”“中午吃的什么？”回答：“饺子。”“什么馅儿的？”“……”李多爷(这是梨园后辈对他的尊称)正想着，这时该他张嘴了，因为这一走神儿，把戏词忘了。

　　在京戏阶段，演员的表演是松弛的，一场大戏不能从头到尾紧张到底。越是名家，就越懂得自己的重点在哪里。在重要处铆上，使劲儿给观众那么一下子，观众就感戴已极。至于不那么重要的地方，自己就如行云流水，轻松而过。而观众呢，进戏园子的目的也就是欣赏主要演员的那一两下子来的。有了这一两下子，今天就算不白来。所以过去有这样的说法，比如听裘盛戎的《铡美案》，票价一元，而裘唱的“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这一句倒板，只要裘用心唱了，这一句就值八毛！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个地方戏剧种纷纷进北京，献演它最拿手的剧目。献演的过程中，各个戏种不仅对剧本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并且导演进入，对演出作了全盘的规划。这种全台“一棵菜”确实给舞台带来一种新风，于是京戏也匆忙跟进，专业的编剧与导演形成了制度。另外，京戏还认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学习人家的史坦尼戏剧体系。这种学习后来走了弯路，但至少也让京戏演员懂得了许多新的演剧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北京兴建了许多新的剧场，舞台呈镜框式，是缩进舞台后部的。这样演员演戏必须精神集中，不能再悄悄问同台演员今天中午吃了什么。但有时也多少有些机械化，过去时兴即兴表演，演员在台上允许适度挥洒，而这时，舞台上所有表演全都定型，演员今天嗓子特好，想多卖两下，也是不被允许的。编剧导演重视自己的劳动，于是要求演出时舞台要整齐划一，凡是排戏中有的，演出中也一定要有。不允许演员即兴发挥，如果那么做了，就是洒狗血，回来要受处分。

　　从剧团的体制上看，过去是戏班制，名演员同时也是班主；京剧时期则改为剧团或剧院，里边有许多行政干部，以及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这些人是不上台的，但同样挣工资，而且还不少。

　　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京剧团马、谭、张、裘还保持了京戏的某些特征，他们时常“一分为三”，把一个团分成三个演出队，分别安扎在北京、天津的三个剧场，主要演员各处巡回，其他一般演员基本不动。剧目基本就是这四位大演员的看家戏，遇到年节，主要演员演歇工戏继续赚钱，而同时又把二线的中年主要演员推向第一线。这样，他们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而且每年都能上交不少利润。50年代的中国京剧院，走的则是另一种“京剧道路”。每年都要新排不少的新戏，每个戏都执行严格的导演制度。于是这就需要国家进行不小的投资。但几十年积累下来，中国京剧院的这几十出新戏，使得他们在京剧文化上也有巨大的开拓。这个功绩是不能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