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京剧节萧然落幕后，大部分剧目己了无印象，唯有《春秋二胥》使老朽久久纠结于心。

        大手笔、大格局，都无愧“上京”颠峰剧院的高贵身份，特别是著名花脸安平饰演的伍子胥，某些片段的表演，产生了云垂海立、石破天惊的剧场效果。

        然而，从整体策划上讲，编者为了迎合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硬将伍子胥和申包胥强捆在一起，不惜背离历史真实，编造于史无据的荒诞情节，用以贬伍颂申，难免令观众产生惑乱。

        “惑乱”这个词出自乾隆朝大史学家章学诚。他评《三国演义》说：“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春秋二胥》也如此，写伍子胥忠于史实，写申包胥完全虚构，结果一真一假，成了半正剧、半戏说。

        二胥都是历史人物，特别是伍子胥，从《左传》到《史记》再到小说《东周列国志》，都以浓笔重彩刻划了这位桀骜刚烈的复仇英雄。他将淫昏暴虐的楚平王“鞭尸三百”的壮举，成为封建专制时代的一声炸雷，历代帝王都为之怵惕，因此，司马迁动情地赞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申包胥史书无传，他的事迹，主要见于《左传》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其次《国语》、《吴越春秋》中也有片断记述。史实是：二胥同朝为官，结为至友，子胥被暴虐荒淫的楚平王灭门，临逃亡前二人会面，子胥发誓要“覆楚”，包胥反对，发誓要“存楚”，二人一番争吵后分道扬镳，再未相聚。后来子胥被吴王阖闾收纳，并派他作为副帅协同孙武率军攻入郢都，申包胥则随昭王逃到宋国，稍定后，他又千里奔波到秦国向哀公借兵，哀公不肯，他立秦庭嚎哭七昼夜，终于感动哀公，不但借与精兵数千，还为之赋诗《无衣》以壮行，此诗后收入《诗经：秦风》中，由于哭来救兵，最终保住了楚国。

        伍.申二人在传统京剧舞台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以《鼎盛春秋》和《哭秦庭》最为杰出。两出戏都忠于信史，都不回避鞭尸的场面，都成为各自流派的经典剧目，而且从来没有人指责过子胥复仇鞭尸的行为。

        《春秋二胥》为了贬伍颂申，为申包胥编造了四大“伪史”：一伪：说他被平王关在死囚牢里19年，仍然无怨无恨，忠心保楚。否！史册或小说都绝无此记载！申大夫如真有此经历，倒很象二十多年前那位发明了“亲娘错打孩子”名言的“右派演说家”曲啸先生了；二伪：说伍子胥是申放跑的，对伍有救命之恩，否！《史记》描述伍子胥的逃国非常英雄。当平王派人来伍府抓人时，子胥持弓搭箭立于门首，准备血拼，来人知道惹他不起，抱头鼠窜而去，子胥才从容出走。后世对“张弓拒捕”多有赞词，只有明小说家冯梦龙编的《东周列国志》中有申包胥自述：“当年明知子胥之谋，而念及友谊没有及时向平王禀报，现在后悔莫及”几句话；但小说不是史，无庸赘言。第三伪最精采：当伍子胥、孙武率吴兵将郢都层层包围、城破在即的危急时刻，刚从死囚牢放出的申包胥建议昭王在宗庙大摆灵堂、为伍家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然后请伍子胥进城参加平反大典，以此感动之。子胥只身来后，昭王象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一样，也郑重下了一跪。子胥本该感激涕零，但他却坚持要鞭尸报仇，起身而去。昭王竟不扣留，任其出城回营，继续攻城，直至城破。

        这场戏是全剧重点，也是编得最政治挂帅也最离谱的戏说。第四伪：伍子胥率吴兵攻入郢都后，申包胥不但没逃，还只身闯入吴军大营，对伍展开政治批判，然后飘然而去。这一伪假得连起码的逻辑都不讲了。

        历史上的申包胥就干了一件事，就是为救楚而哭秦庭，七昼夜不停，堪称是壮烈的爱国者，但用申的爱楚国来反衬并批判伍子胥的引外军灭楚鞭尸，显然有些扞格。首先，春秋时代根本没有“爱国主义”这种思潮。当时有一百多个“国”，实际都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小的要生存，大的想扩张，因此各国的国君都对外招贤纳士，而各国的“士”也都游走天下，谁重用就卖给谁，商鞅是卫国人，张仪是魏国人，李斯则是楚国人，他们都被秦国重用且最终为嬴政横扫六合立了大功；孙武是齐国人，却跑到楚国当了大元帅。最典型的是只比伍子胥大十一岁的孔老夫子，他带领弟子游说列国，目的就一个：自我推销。可惜老人家那套大仁大义，不合各诸侯争霸的胃口，因而处处碰壁，最后回到本国，办了个私立大学自任校长兼光杆教授。至于申包胥，他享过楚王的厚禄，却没有受过政治迫害，所以他爱国的唯一原因是报爵禄之恩。倘若真如剧中所说蹲了十九年死囚牢(不消说，必然家破人亡)，他能干出哭秦庭这种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业吗？

        本剧作者声称：本剧是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创作的。但我觉得写申包胥绝对是诸事皆虚，而写伍子胥不但不虚，还淋漓尽致地刻划了一位刚烈烛天的复仇英雄，在人物塑造的准确性、鲜明性上远超传统戏。尽管作者原想批判他，结果却是歪打正着，给京剧畄下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崭新的花脸伍子胥！

        谈到这出戏的创作主旨，作者说是为了宣扬“大爱”。何谓大爱？我想最大的大爱就是耶稣说的“爱你的敌人”了。剧中的申包胥就是这么做的，他蒙寃蹲死囚牢十九年，不但无怨无恨，还亮出“娘错打孩子”的思想境界，全心全意为楚国呕心沥血地奔走呼号，这确实是“大爱无疆”矣！而伍子胥连一天死囚牢都没蹲，却借外国兵来攻灭自己的楚国，这样小肚鸡肠，不该批判吗？

        “爱敌人”从来都是荒诞不经的伪命题。首创者耶稣最终被敌人犹太教最高层钉上十字架；一千多年后，他的传人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也曾宣扬过“爱你的敌人”，而最终被敌人种族歧视者刺杀。试想：让全家三百口被寃杀的伍子胥去爱元凶楚平王合情合理吗？如果是，那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松井石根、谷寿夫以及朝香宫鸠彦亲王是否也该爱呢？

        戏剧界搞“影射史剧”、“为政治服务”已有七十年历史，结果是：新编剧目垃圾成堆，大多被历史淘汰，幸存下来的寥寥几出戏，除极少数如《曹操与杨修》、《成败萧何》由于既忠于史实又尖锐批判了封建政治伦理而得以保存外，其它多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如《白蛇传》、《望江亭》、《状元媒》、《赵氏孤儿》、《九江口》…等，这究竟为什么？为什么？

        京剧绝对是唯美的，这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质。正如英国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所言：“艺术作品只有美与不美之分，与政治、道德无关。”传统京剧也作如是观，薛平贵是西征大军的先锋官，阵前被擒立即投降，还当了驸马，然后依靠洋媳妇代战公主，带领西凉国兵马杀到长安，夺了自己祖国大唐的天下，坐了皇帝。头一件事就是了结私人恩怨：苏龙对他好，封官！魏虎害过他，斩！王允只是当初嫌他是乞丐不允许女儿嫁给他，也要斩，王宝钏不干，“不杀我父还要封官”，遵命，就封！看，就这么个人，如果从政治或道德角度衡量，连汪精卫都比他强！可是《红鬃烈马》唱了百余年，现在仍是热门戏，为什么呢？不为什么，就一个字：美！

        杨四郎再怎么说也是个叛徒，所以被封杀了三十年，一旦开禁，观众疯狂抢票，不是观众傻得爱叛徒，是戏太美了。

        王尔德又说：“把(文艺作品中的)人分为好人与坏人是荒谬的，人，要么迷人；要么乏味。”京剧就是按这个标准运作的，请看：

        《审李七》中的李七是个十悪不赦的土匪、流氓兼淫棍，还诬陷好人，道德极端败坏，但金少山每演必满，为什么？因为那怪异的脸谱、那怪异的扮相、身段、白口，那独特的大段“扑灯蛾”及成套的西皮原板，让人看着新奇、听着过瘾，一个字：美。

        花旦大师小翠花最擅演淫妇：《杀惜》、《活捉》的闫惜姣、《挑帘裁衣》的潘金莲、《翠屏山》的潘巧云、《战宛城》的邹氏以及《马思远》、《杀子报》中的淫妇，都是十悪不赦，但大师演来总是采声如雷。是观众爱上那些淫邪女人吗？不！观众爱上的是艺术创造的美！

        数十年来为何新编戏拉圾成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让京剧艺术奴隶般臣服于政治。

        所以，若振兴京剧，首先要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借用《圣经》的话就是：上帝的归上帝，愷撒的归愷撒。

        有“中国莎士比亜”美称的曹禺先生，革命的后半生只写了两部大戏：《明朗的天》是配合知识分子思想攺造运动的；《王昭君》是歌颂民族团结的，都直接为政治服务。王昭君原是满腔幽怨、哭哭啼啼的形象，改为甘心情愿为国家安定、民族团结去和番。戏出来后举国剧界名流竞相颂扬，只有曹禺先生的挚友吴祖光先生直言不讳，为之题诗一首，诗曰：

        巧妇能为无米炊，家宝笔底起风雷。(曹禺本名万家宝)

        从此不许昭君怨，一路欢歌到北陲。(记忆如此，未必准确)

        老朽也来个东施效颦，为《春秋二胥》赞诗一首：

        巧妇能为无米炊，上京笔底起风雷。

        从此不许子胥恨，弥天大爱掩是非。
         

        写于2015七夕。尹丕杰。八十有九矣。欢迎批评指正。